”

我对东北人的好感与日俱增，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直到有一次，我参加另一个老师的课堂，他要求学生配对合作学习，格蕾丝又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角落，老师居然在课堂上公开强调：“每个学生都是平等的，不要因为你来自南方，我来自北方，他来自东北，就排斥别人。”

心里一下子就开怀了。

不知道历史上印度东北人和我们中华民族到底有什么关系，但每每在印度看到他们，还是忍不住想多看两眼。“自作多情”的背后，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体悟，叫人回味无穷。




艾哈迈达巴德

一

2014年9月17日，正好我开课一周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印度总理莫迪盛情接待，首站选定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

之所以这么安排，拿莫迪的话来说，一来印度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希望习主席能看到不一样的印度；二来这里是莫迪的故乡，有利于培养领导人的个人友情；三来莫迪在这里辛勤耕耘了十多年，创造了“古吉拉特模式”，符合“发展”的主题。

之前的几天，艾哈迈达巴德为了迎接习主席可谓煞费苦心。《艾哈迈达巴德镜报》头版头条放上习近平的照片，上书中文“欢迎习近平”，城市里的许多广告牌都换上了莫迪和习近平的全身像，用中英文书写：“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

第一学期，我的中文课开了两个班，一共66名学生，当天那个班有30多人到场，我在课堂上跟学生说：“这样的安排很巧妙，我猜下一次莫迪中国行，首站很可能是西安，那里是习近平主席的故乡，而且有中国文化的代表——秦始皇陵兵马俑。”大半年之后，这个预言得到了证实。

我突发奇想建议：“下课后，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艾哈迈达巴德，咱们两个国家的元首在萨巴马蒂河边看表演，兴许能碰上他们。”

最终，有四名同学响应了我的号召，他们是：

米兰（Milan），男，大四；

桑吉（Sanjit），男，大三；

拉蒂卡（Radhika），女，大三；

莉祖（Rizu），女，大四。

事实也证明，态度好的学生，成绩也好。

在中国，旷课往往被视为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而IITGN的学生政策是很自由的，老师起指导作用，如果学生有信心不需要课堂学习也可以考试过关，旷课是没问题的。所以每学期上中文课的学生，总是越到期末人越少，唯有少数学生，真心喜欢中文，从不旷课。这四位学生就是如此，他们一直是我的铁杆支持者，和我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也都能顺利获得A或A+的考试成绩。

其实，由于下课太晚，我当天并没有信心能够见到两位国家元首，我不过是找个由头，让学生们带领我畅游艾哈迈达巴德这座城市。

我们下课时已近五点，两位政要五点半即将飞往新德里，我们需要一个快速的交通工具。

印度没有招手即停的出租车，那些黄顶绿体的“突突车”便成了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灵活工具。它们无处不在，中心城区、乡间小道，连接着这个国家每个角落的喜怒哀乐。为出行提供方便的同时，也让无数的底层印度人民安身立命，但价格混乱也导致了宰客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中国城市普遍取缔的落后产业，在印度仍有着非常旺盛的生命力，依据他们的城市规划和减贫速度，想来未来三十年内也不会失宠。

从学校出发到目的地果然花了半个小时，当我们赶到萨巴马蒂河畔的时候，表演早已结束。

当然同学们也不必失望，我答应请他们吃晚饭。印度人吃晚餐的时间是八点以后，此刻离饭点还有两个多小时，好在季风到了九月中旬已经消退，我便叫他们带我去随处转转，我逐渐认识了这座城市。

二

艾哈迈达巴德，古吉拉特邦旧首府，后因用地紧张，首府搬迁至32公里之外的甘地讷格尔，但其仍保持着古吉拉特邦的中心城市地位，一般认为是印度综合排名第七的城市，仅次于孟买、德里、加尔各答、班加罗尔、海德拉巴与金奈。不过我也曾看到另一个排名方式，从竞争潜力来看，由于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居然排名第一。在2011年福布斯发布的“世界增长最快城市”评选中，艾哈迈达巴德仅次于中国的重庆和成都，排名第三。

也因此，只占印度总人口5%的古吉拉特邦却贡献了印度全国16%的工业产值和22%的出口份额，并多年保持GDP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无论从硬指标，还是从印度人的口碑中，古吉拉特邦都是印度最发达的一个，难怪被称为“印度的广东”。这个称号，正是莫迪访问广东后，对广东模式赞不绝口，亲自起的。

艾哈迈达巴德的城市结构为圆环形，三条环路有板有眼，蜿蜒的萨巴马蒂河穿城而过，把城市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大西小。河水并不干净，成群的绿藻和垃圾严重破坏了原本养眼的景观，让人惋惜。

当然，优美整洁的环境，在还在为消灭绝对贫困而奋斗的印度人民心目中，从来就不是一个主要需求。和生存问题比起来，环保的议题还太过奢侈。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艾哈迈达巴德向我们展示了它的林林总总。

艾哈迈达巴德是传统的，城内随处可见古老的建筑，动辄数百年历史。贾玛清真寺，修建于1423年；爱玛大清真寺，建于1424年；西迪赛义德清真寺，建于1573年；达达·哈里台阶井，建于1501年……然而它们并非如同历史遗迹般被保护、被开发，然后请游客购票入内，恰恰相反，印度人在这方面相当缺乏“经济头脑”，大部分的清真寺和印度教寺庙时至今日仍在供信徒使用，游客也可以免费参观。只需记得，无论进入任何宗教场所，一定要脱鞋。

我和学生们步入一个又一个清真寺，在西迪赛义德清真寺的院落里，几个穿着白大褂，头戴白头巾的穆斯林，坐在地面，各自背靠着一根柱子，看了看我们，又埋下头去念他们的经文。夕阳的余晖洒落在寺庙的院落内，几缕光束透过墙角的缝隙，把古建筑的圆顶和房檐衬托得熠熠生辉。我们小心翼翼地迈步，生怕惊扰了这里的一切。而任凭我们逗留、拍照，穆斯林也再没有多看我们一眼，仿佛喧嚣的世界与他们无关。

更多的，是无处不在的印度教寺庙，相较之下它们没有清真寺那么显赫的历史，但无疑是学生们自身的信仰。经过一个银色的寺庙，我们看见众多的信徒络绎不绝，学生们也跟上排了进去。里面供奉着一个全身漆黑、凶神恶煞的神——摩诃迦罗，中国形象地把他翻译为“大黑天”。每个人走进寺庙时都会俯身摸地，以示虔诚。他们面对摩诃迦罗双手合十，念念有词，随后将数量不等的钱币投入功德箱内，再从另一侧出来。

艾哈迈达巴德又是时尚的，在中心城区内，可以看到许多铺面整洁、灯火通明的商店，里面坐着一些干净的印度人，对坐而谈，面带笑容。几乎很难看到女性单独活动，她们或有男士陪伴，或两三个女性自成一桌。她们有的穿着时尚，有的穿着传统的莎丽。商店的周围停着许多私家车，有的依序停放，有的则显得很随意，但几乎都是白色。不过，无论多么光鲜的建筑，仿佛都是独立存在，只需要走出建筑半分钟，立刻又可以看见衰败的民房、肮脏的街道、赤贫的人民。那些黄绿相间的破旧突突车，见缝插针地守候在商店外面的私家车丛中，等待着偶尔光临的无车一族。

学生们推荐我去品尝塔里（Thali）——那是流行于印度和尼泊尔的自助吃法，每人面前一个大盘子，六七个小碗，服务员来来回回走动，提供各种菜品，一人280卢比左右。温馨的是，事前学生还友好提醒我：塔里很贵。我很理解他们，因为IITGN学费中包含伙食，家里每月给他们的零用钱仅仅为1000到1500卢比，我对他们的可爱和体贴心怀感激。

艾哈迈达巴德还是混乱的，一顿晚饭的工夫，那么多小贩不知道从哪里都冒了出来，吆喝着卖些廉价的东西，阻断了本就混乱的交通，也增加了街上的垃圾。我问学生们：“这是被允许的吗？”学生说：“摆摊只能在政府划定的集市区，城里的街道上是不允许的，他们都是悄悄摆摊的，如果政府的人来了，他们就会立刻开跑。”果不其然，不一会儿便看到，一群头戴小黄帽、手持竹竿的印度城管，挥舞着竹竿驱赶小贩。有的小贩逆来顺受地跑，有的则边跑边回头骂骂咧咧。跑得慢的，或者态度极其恶劣的，免不了遭受皮肉之苦，但毫无疑问，他们在城管散去以后又会回来继续他们的生计。

任何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民族，在尚未脱离贫困，在完善的法治社会到来之前，猫捉老鼠的游戏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底层的平民痛斥腐朽的官僚体制不顾他们死活，城市富人和中产阶级却感谢他们维护了城市的整洁和秩序。

社会的各个利益群体，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的时代努力寻求着一个最大公约数，维持着社会的大体平衡，这在印度表现得尤为明显。

艾哈迈达巴德，就如同独立之后印度的一个缩影，时尚与传统，虔诚与反叛，如影随形，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夺，然后在矛盾与冲突中，像个步履蹒跚的孩子一样，跌跌撞撞地长大成人。

有趣的是，从那天以后，古吉拉特邦的人民对于中国的热情和好感与日俱增。有好几次，街上的老百姓跟我打招呼，问我来自哪里，当我说出“中国”后，他们就热情地欢呼：“哇噢！Jinping Xi！Jinping Xi！”

他们也许不懂政治，更不了解中国，但他们有着一个最质朴的心愿——来的都是客，未来，大家的日子一定都会越来越好。




万家灯火

一

磨合期逐渐结束，我的生活渐渐归于平静，生理和心理上都已开始适应印度社会的阴晴圆缺。中文课很自由，学校不会对我提出任何要求，我也不会给学生太大的压力。我长期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课堂——教师餐厅——公寓，只要会翻墙，任何两个点都可以在十分钟内到达。

安居乐业的生活带来了诗意，也带来枯闷，尤其是在印度这样糊里糊涂的国家。刚到印度时的那种新鲜感在漫长而单调的日子中早已消耗殆尽，面对的场景更多是这样：一上街便有烈日和灰尘交织袭人，在家上网则大部分时间消耗在浏览器页面的跳转中，又没有家人朋友的陪伴；有时候甚至一天什么事都不做，一句话也不说，就浑浑噩噩地过去了，也几乎没办法交朋友，最大的问题，是语言障碍。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学一点印度语？到一个国家，有了语言环境，只要找一本教材，花一段时间练习一下，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到日常沟通。我想说，在大部分的国家，这绝对是可行的，比如到韩国学韩语、到泰国学泰语，这没有问题，教材也很好找，可是，唯有在印度，不行。这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叫做“印度语”的玩意儿。

《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讲地面上的人类为了到天上去找上帝，就在地面修建了一座通天塔，又叫做巴别塔，越修越高。于是上帝为了阻止人们去见他，便将人类分成无数个族群，说无数种不同的语言，让他们无法沟通，于是修塔的工作就被迫停止了。这就是关于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种语言的传说，以至于，“巴别塔”渐渐成为了语言障碍的代名词。

世界各国之间有巴别塔，很多国家，也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形成的巴别塔，比如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哪怕同一民族同一语言，不同的方言口音之间也会形成交流障碍，比如北京话和粤语。巴别塔无处不在，唯一的区别只是交际障碍的程度而已。

然而，没有一个国家的语言问题，可以有印度这么复杂这么严重。曾经有印度同事跟我开玩笑：“印度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种语言。”只有亲自来印度走一走看一看，才会明白这句话虽然夸张，但又那么贴切。如果真有上帝存在，那通往上帝的巴别塔一定建在印度。

如果有人问我们，世界上按使用人数算，排名第一的语言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凭借咱们华夏儿女人口上的绝对优势，答案是汉语。第二呢？英语吧，全球那么多国家使用，又那么重要，当之无愧的世界语言，除了汉语，谁能匹敌？

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遗憾的是，世界第二大语言，是印地语。

印度的官方语言有两个，一个是英语，一个是印地语，因此印地语勉强算是印度的“普通话”。现在问题来了：印地语既然是这么大的民族语言，又是官方语言，为什么还说印度语言是个大问题？又为什么不学点印地语？

这个问题，可以由语言学家来写成长篇大论，在此，我只能从自身的感受来谈谈这个问题。

印地语虽然在形式上是印度的官方语言，却不是所有印度人的母语，它其实就是印度众多语言中的一支。只是相对其他语言而言，印地语主要在德里和一些邻邦使用，所以官方有意识地要将印地语推广为通用语言。然而，虽然很多印度人多多少少懂点印地语，但不主要使用它，导致印地语在印度地位低下。

就拿我周边环境来说，一上街看到的广告牌，有的是古吉拉特语，有的是英语，有的是印地语，而日常交流，则全是古吉拉特语。

古吉拉特语是个什么概念？有一个例子最能够说明问题。

2015年印度总理莫迪访华，在西安的大兴善寺留下墨宝，可惜的是，没有人能够看懂。大兴善寺的方丈想知道留言的内容，便请一个叫李利安的教授翻译，教授找到自己的博士生——从印度到中国学习佛教的冠秀杰先生帮忙，但是这个印度人也很无奈，因为莫迪是用他家乡的古吉拉特语写的。

冠博士身为印度人，却不懂古吉拉特语，他只好找到一位懂得古吉拉特语的印度朋友，这位朋友却和众多古吉拉特人一样，别说不懂中文，英语也很烂，于是这位朋友只能先把古吉拉特语翻译成了印地语。

这下冠博士懂了，可是冠博士虽然会说点中文，却无法进行印地语和中文的直接翻译，于是他把印地语翻译成了英语。

最后，拿到英文译本的李利安教授再将留言从英语翻译成了汉语。

就这样，经过多方接力，我们才看懂了莫迪的意思，那是对于玄奘的致敬和对和平的向往。

这接力赛的源头，就是我在此地天天接触到的古吉拉特语。古吉拉特人之间交流通常不会使用印地语，所以我没有印地语的环境，而古吉拉特语是小众方言，我没有教材去学习它，就算学了，也无法和我来自印度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同事交流，毫无价值。而古吉拉特人英语又很差劲，所以我没法和大部分的古吉拉特人交流。

那么为什么不学印地语呢？因为在印度，说英语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象征，所以IITGN校园内，到处都张贴了标语，要求学生们说英语，和中国的大学要求学生说普通话是一样的道理。校园内部的邮件往来、通告、会议等全部用英语进行，实际上包括印度的主流媒体在内，报纸、杂志、门户网站……只要是非常正式的场合，都使用英语。虽然他们英语的发音方式完全按照印地语来，生涩难懂，但毕竟是英语，那我自然也就没有了学习印地语的必要。

二

关于语言的问题，我后面还会谈很多，说回交朋友的话题。

没有三朋四友，就要自己想办法消遣。好在，印度的网速虽然几近休克，收发邮件对网速还不算特别挑剔。IITGN每个员工都有一个Gmail的账号，每天都有大量的邮件通过群发到达我的邮箱，虽然大部分和我没关系，但我会特别留意一些活动，唱歌跳舞、游戏比赛、宗教礼拜……权当消遣。

2014年10月23日，是印度排灯节的第一天，校方举办了大型庆祝活动。

印度人对于节日的概念和我们很不同。在中国，除了除夕夜，其他节日期间都是商家的促销良机，古的、今的，中的、洋的，只要赶上一个“节”，商家恨不得24小时营业，把你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榨干。而印度刚好相反，所有的节日，商家都关门了，街道上清清静静，生活区却是热闹非凡，各小区大功放的音响一个赛一个响亮，一群人围着神像没完没了地跳舞，而且一搞就是两三天、三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