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我们有一个对应的名词——季风，存在于地理教科书上，波澜不惊。

每年5月底，季风将登陆印度最南岸的喀拉拉邦，然后一路向北，依次扫遍班加罗尔、果阿、孟买等知名城市，再经过艾哈迈达巴德、新德里等地，直到它翻不过的喜马拉雅山。

它所到之处，满目疮痍，甚至夺取无数人畜的性命，然后，带来充足的水源，以及第二年的大丰收。

7月，季风登陆古吉拉特邦。9月1日，正是季风在古吉拉特邦快结束的日子，我赶上了。

对于古吉拉特邦这样背靠沙漠、终年干旱缺水的地方来说，除了这两个多月的集中降雨，其他时候几乎是滴雨不落的。干旱让百姓渴求雨水，再加上自古以来就对于神灵狂热崇拜的印度人民的美学加工，自然就会把季风看作是神的旨意。关于季风与神灵的故事层出不穷，所以，当神灵每年如约而至的时候，他们又怎么会敬而远之呢？

我彻底释怀了。虽然我并不信奉神灵，但人类对于大自然本身的敬畏，也足以让我把这狂风暴雨品出了一番别样的调调。我从容地踏上了回程的路，一路上向暴雨中嬉戏的孩子们挥手致意。

回到了公寓，洗了个舒服的热水澡，在这支伟大的狂想曲中，我感悟到了印度的生生不息。本该狂躁的夜，和谐的音符却在我的心中悄然搅动，顿时如同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再次安然入睡。




千分之一的荣耀

一

第二天一早，天空若无其事地放晴，万物死里逃生般复苏。

我起了个大早，悠哉游哉地收拾着行李，发现即使把所有的家当都摆出来，这房间仍然显得空空荡荡。我琢磨着应该出去买一些日常用品，开始新的生活。

门铃又响了。隔着窗花，看见一个穿白衬衣的矮个子，身后三个相对高大的蓝衣黝黑汉子，摆着各种造型站在门外。

我的第一感觉是有点害怕，因为他们的长相、打扮，与这文明高档的小区毫无兼容性。于是我问他们是谁，来干什么。

领头的矮个子很有礼貌地蹦出一个单词：“打扫。”说完身后的三个蓝领秀了秀手里的扫帚、水桶、拖把等工具。

还是犹豫再三，我可从来没有叫过家政服务。

领头的说：“我叫塞勒什（Shailesh），为IIT工作，给所有教职工打扫房间。”我这才勉强放心，让他们进来。

塞勒什的性格随和，笑起来活像西游记里的弥勒佛，一进门便招呼手下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

他们一人负责一个屋子，无声地开始工作。我很不是滋味，固有观念中，劳动是自己的事情，何况是私人领域。退一万步说，请人来打扫房间，也是要给报酬的。我何德何能，来就白吃白喝白住，现在还要这么多人来打扫卫生，一时受宠若惊。

可又能怎么办呢？这是我的住所，总不能一走了之……或者叉着手看着他们干，那不是一副大爷的嘴脸吗？于是我找了一条毛巾，擦起了桌子。塞勒什一看，连忙抢过我手里的毛巾，直说：“No！No！你不能干这个，等我们来干。”我几番推却，他却毫不相让，最终他抢过了毛巾，亲自擦起了桌子板凳。我顿时不知所措，干不了活，站在房间的每一处，又总会挡着他们的手脚。

我让来让去，还是碍手碍脚，极度不自然，索性躺在一张床上，二郎腿一跷，玩起了手机——这下终于不碍着他们了。

我悄悄地关注着他们：皮肤黝黑粗糙，体味浓浓，双目无神，任劳任怨。我初来乍到，房间本就干干净净，他们却例行公事般一声不吭地干着粗活。扫帚很短，猫着腰才能操作，仿佛故意要和主人设计出尊卑有别的姿态。我甚至想，就算他们告诉我名字，我也会很快忘得一干二净。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词语——“下人”。

他们并不老，甚至还有年轻人，但我无法和他们交流，除了塞勒什能用简单的英语和我交流几句，其他几位的语言完全不通。我和他们唯一的交流，就是每逢他们隔三差五来打扫房间，彼此摇头致意后，我就跷着腿躺在床上、沙发上，任他们去尽自己的本分，我也逐渐习惯了那大爷模样。

他们也有我房间的钥匙，有时候我在学校里工作到傍晚，早上出门时屋子乱糟糟，下午回来又焕然一新，好似酒店。

我想，我一不小心，成了特权阶级。是的，除了“下人”以外，我的脑海中又强化了一个词语——“阶级”，封建的味道在我的房间日益孕育。

二

打扫完毕，塞勒什打了个电话，和对方用古吉拉特语交流了一会儿，便把电话交给了我。我一时绷紧了神经，把精神状态调整为应战模式。

电话那头是科玛尔女士（Komal），教导主任的秘书，之前和我有邮件往来。她问我：“休息好了吗？”我说好了。她说：“什么时候可以到学院里来办入职手续？没关系，不要着急，你什么时候休息好了，什么时候来。”

身体已无大碍，也不想让对方等太久，反正早晚都要开始，不如就现在去吧。

专车接我到了学院，几幢蓝顶白墙的矮小建筑物在我两侧排开，丝毫没有校园的架势，这里就是IITGN吗？

“这幢三层的楼是主教楼，两侧的Shed是实验室，也有教室……”接待我的阿伦介绍，“那边还有一个圆形的建筑物属于古吉拉特理工大学，我们租用了一半。”

呵，这离我想象中的崇楼华堂可相去甚远。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它不在甘地讷格尔，原来它压根儿就没有自己的校园。

“我们是2008年成立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全部加起来接近九百人，后面是学生宿舍，两个人一间，不过不太够，所以在校外租了一些房子供学生居住。”阿伦的语气没有丝毫的掩饰，仿佛大学本该如此。我们边聊边步行，十分钟走完了全院。

他们是真穷，还是真节俭？如果真是没钱，又怎么会给老师提供如此优厚的待遇？

然而我很快就知道，我小觑了他们。

“我们的新校园，正在修建，即将完工，地址在甘地讷格尔一个叫帕拉吉（Palaj）的地区。这一学年是我们在这旧校区的最后一年，2015年的7月，我们就将告别此地，搬迁至新校园。”

原来如此，真是给我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掐指一算，我将有幸见证他们的搬迁大业。

三

事实上，IIT不但很有钱，而且非常舍得花钱。作为印度的学术圣殿，印度政府对IIT所有学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也鼓励科学家们创造出更多的科研成果，所以每年都要向各所IIT投入巨资。有同事跟我说过：“二十所IIT，平均每所都可以获得政府每年数十亿卢比的拨款。”

为了教育，印度也真是拼了。

在后来的两年中，我作为在职时间最长的外国专家，在教师餐厅中，看到无数位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前来做项目、交流学术、做演讲，甚至开音乐会。教师餐厅就像一个铁打的营盘，专家们就是流水的兵。他们有的来数月，有的来三五天，他们来来去去，匆匆忙忙，只有我一直留在这里。最经典的一次，在餐厅的长桌上，七个人吃饭，七个国籍：印度、中国、美国、法国、葡萄牙、德国、以色列，他们有的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有的和我只有一面之缘。

不难想象，每一次邀请校外专家，都会花费他们不少的资金，而这样的邀请，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假期里也不例外。

学生们从这些各种各样的专家身上获取知识、开拓眼界，理工的、人文的、艺术的，百花齐放，无所不包。试想，连咱们中国的春节、端午、清明、中秋，都纳入了他们的知识体系，可以想象他们的眼界有多么开阔。

而且学院绝对不会让学生在假期里闲着，他们会根据学生的表现，安排学生在大三结束后的那个暑假出国社会实践。就我所知，有的去欧美，有的去新加坡，后来还让我帮着联系中国渠道，连表现最不好的学生，都会被安排去环游印度。

从他们花钱的方式，我分明看到的是：一个有抱负的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对于未来的投入，可以不惜血本。他们尊师重教，求贤若渴，把老师和学生捧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可以为任何一个老师合理的需求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让老师们专心任教；他们也可以为任何一个学生的时间冲突而调整教学安排！虽然他们的人均GDP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可是他们真正印证了那句话：“再穷不能穷教育。”

然而，能有幸进入这个高等院校深造的学生，按学生们自己的说法，为印度“高考”人数的千分之一。印度民间有一种说法：“考不上IIT的学生，才去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IIT在印度国内被奉为学术圣地，老百姓视子女能上这所大学为光宗耀祖。一旦从这个学校毕业，意味着从此他们将彻底告别饥饿、贫穷、愚昧，走上辉煌人生的康庄大道。他们的舞台不再局限于印度，而是世界。

我曾经问过一些学生，从IIT毕业以后能领到多少收入，答案因专业而异、因人而异，但无一例外地都举过一个例子——有IIT毕业的软件工程师，在美国领取百万美元的年薪。

IIT对学生的投入如此巨大，让印度一届又一届的莘莘学子趋之若鹜。那么，怎样才能考上IIT呢？只有一个渠道——联合入学考试（ELL）。这是IIT自己组织的“高考”，涵盖物理、化学等基础自然学科，与印度其他大学区别开。如果第一次没有考上，来年还有机会，但两次均落榜，则会被IIT彻底关上大门。

每年有超过三十万优秀考生报考IIT，录取率不到2%，如果把所有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考生都算上，说它是千分之一的荣耀，并不为过。

印度老百姓对IIT的向往日益增强，因此IIT也顺应民意开始了扩张，只要地方有意向、有实力，就可以向政府申请，开办一所“IITxx”。为保证每所IIT的“政治正确性”，所有IIT的校长，都要由印度中央政府直接指派，以确保校方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保持同一方向，颇有点咱们党委书记的意思。

对于这样的扩张方式，民间也充斥着反对的声音，认为这会降低IIT的质量。但我认为，印度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自然十分庞大，君不见中国一所211高等院校动辄几万在校学生？IIT数量再多，具体到每个分校也就几百人到几千人，相对于一个谋求大国地位的印度来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这所甘地分校就是扩张的产物，我刚开始以为这所新IIT或许资质平平，和老牌IIT还不是一个重量级，但实际上，这所甘地分校，在二十所IIT里面并不落后，相反，在2015年被政府评为“2015年印度年度大学”。

我也不禁思索：一个人均贫穷的国家，可以做到如此大方的教育投入，教育免费吗？可以做到教育公平吗？

答案是否定的。

“IITGN的学费，一年大概是十万卢比，包含学费、住宿费和一日三餐的费用。”问了几个学生，都是这么说。掐指一算，从学生获得的教育资源看，不算昂贵，但也和一些网上鼓吹的印度全民免费教育相去甚远。

其他大学则没有这么好的待遇。曾经在校门口偶遇过一个外校大学生，他来IIT的雅思考点考试，考了5.5分。他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恰好碰见了我这个中国人，便问我到中国留学需要雅思多少分。我说别想了，咱们说的是汉语。他很失望，“印度有六百多所大学，但是除了IIT的学生特别有竞争力以外，其他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所以我才想留学。我也来自一所不错的工程学院，但是条件很差，没有互联网，学生宿舍很烂，实验室很落后，几乎印度所有的大学都是这个鸟样。”他质疑政府一年投给每所IIT几十亿卢比，却只给其他学校几百万，就这点钱，还被领导一层一层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我觉得他给出的数据有点言过其实，但从他的羡慕中，不难看出印度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中小学呢？我问过很多学生，从他们的幼儿园到高中生涯，有没有享受过免费教育。无一例外都说没有。有一次我跟两个女生说：“咱们中国有人说你们印度是全民享受免费教育。”她们嘲讽地笑笑说：“如果真是这样，还会有那么多贫民窟里的孩子从小就失学吗？”还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跟学生讲中国的教育制度，谈到了九年义务教育，说到“免费”时，一个女生忍不住惊讶地叫出来：“啊？免费的？”众人都面露羡慕之情。

凡事只有亲身体会，才能得出更客观的结论。在印度，有些人可以享受到极好的教育资源，有些人却终生不知学校为何物。光我所在的“最发达的”古吉拉特邦，据印媒报道，就有149.3万孩子失学。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也是社会的不同阶级固化的缘由之一。

四

那天，阿伦领着我在这所处于金字塔顶端的象牙塔内转悠，在租用的飞碟般的建筑物内进进出出，拜访从校领导到后勤人员在内的众多员工。毫无疑问，这些印度人，无论是语言水平还是个人素质都比平民高出许多档次。

我约莫见了十来号人物，回家看到一堆名片已然混淆，但我能明显感觉到，职务越高的人，对于中国的了解越多。比如，我说自己来自四川，几乎所有听说过这个省名的人都会说：“四川，东西很好吃，但是很辣。”甚至还有人说：“你真幸福，四川美女多。”

习惯印式英语需要一段时间，我担心交流起来不太顺畅，为了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得想一点办法。

于是那天我向学院的重要人物每人都送了一套十二生肖的纪念邮票。那邮票是我在淘宝上买的，一套才五块多，但是确实好用。一来轻便，便于携带，一带就是二十套；二来价格不太贵，不会有行贿的嫌疑，对方很乐意收下；三来，这东西非常能够体现中国的文化，和我来这里的使命不谋而合，显示出了我是个有心人。此外，在谈话之前送出，还可以把话题引到自己熟悉的中国文化领域，化被动接招为主动出击。

这招果然奏效，“礼多人不怪”，这话看来不光在中国适用，对全人类也能“一招鲜吃遍天”。收到这礼物的人都面露喜色，谈话中因为语言障碍造成的磕磕绊绊得到了极大的舒缓。之后，有的领导甚至干脆把这套邮票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长期欣赏。

他们迅即帮我解决了学院内部邮箱、电话卡、网络、办公室等一系列问题。最后一个约谈的是负责文科管理的达塔（Dotta）先生，他皮肤很白，络腮胡子，一口流利的标准英语几乎没有印度腔。

“郭先生，新学期早在8月1日便已开始，现在已经迟了一个月，所以中文课不但要立刻开始，而且要花些时间把缺的课补起来。”通过交谈，我感受到了极大的自主权。对于汉语这一科，课程命名、教材选用、教学大纲、考核方案等所有事情全部由我作主。换句话说，我想给学生教什么就是什么，只要是汉语就行，我想怎么考试就怎么考试，如果我说不考试，全部合格，也行。不会有人对我的教学安排说三道四，也不会有人来检查我的教案或者前来听课，一切自便。

我问：“这个自主权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这里没有第二个懂汉语的人吗？还是对所有的老师都是如此？”

达塔说：“除了每一科的学分由校方定，其他工作都全权交给任课老师。”

我顿时联想到国内的高校，三天两头文山会海，一会儿传达精神，一会儿教学改革，一会儿教学研讨，一会儿教案评比……折腾来折腾去，就是生怕把老师给闲着了，好像只要一天不管，他们就要堕落就要造反……“大学是思想自由碰撞的海阔天空”，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号上。IIT没有对老师设置那些条条框框，但不影响他们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

突然有一种冲动，这差事儿一直干到退休也未尝不可啊。




街道随想

一

那一天，我完成了在IITGN的入职手续。临走之时，达塔打算叫校车把我送回住所，我说不用了，自己走回去，正好看看路上的印度百态。

这时候，我才第一次实实在在地走在印度的街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