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吉拉特邦自己的“难近母节”，索性一闹就是九天，所以又叫“九夜节”，每天不闹到凌晨一两点不收工。作为外国人，我很不习惯这一点，一来没了市场我购物办事很不方便，二来夜里吵得难以入眠。

现在很多国人怀念过去的除夕，抱怨如今的年味越来越淡，年味淡的原因有很多，但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人的公民意识在逐渐增强，人们越来越不希望打扰别人，也不喜欢被别人打扰。在印度，你完全看不到这一点，宗教节日的庆祝方式仍然原汁原味，且多侵犯别人的权益。不过，他们自己意识不到这是在侵权，正如街上的各种车辆从来不会使用近光灯，一到晚上上街眼睛就会被一柱又一柱亮光射得生痛。你要敢说他们欢庆活动打扰到你睡觉，就是侮辱他们的信仰，温顺的印度邻居恐怕也会使点脸色了。

总之，印度人特别喜欢过节，节日繁多而漫长，但公认的全国性三大节日为：排灯节、洒红节、十胜节。

排灯节，又叫迪瓦利节（Diwali），是印度最重要的节日，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春节和西方的圣诞节，只不过印度的节日，几乎都来源于宗教传说。关于排灯节的传说，并不唯一，这和本来就混乱的印度教有关系。北印度认为，这一天，印度教的神罗摩率领的战士从斯里兰卡归国；南印度则认为，是为了纪念魔王那拉卡苏拉被克利须那神斩杀。印度国内的锡克教、耆那教，以及印度文化圈的一些国家，也都有各自庆祝排灯节的理由。尽管众说纷纭，不过核心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就是庆祝“善行战胜邪恶，光明击退黑暗”。排灯节活动会持续五天，这期间，全印度张灯结彩。

那天晚饭时分，我一出家门便感到了浓浓的“年味”：邻居家的门口挂满了彩灯，门也大敞着，屋子里飘出迷人的印度香熏味。等电梯的当头，平时并不怎么和我搭话的邻居也出门热情地送上祝福：“Happy Diwali！”我夸奖：“你们家里装扮得真漂亮！”

来到校园，平时看上去不惹眼的一幢幢建筑物也在夜空下闪耀出迷人的彩光，如梦似幻。操场上聚满了学生，这是因为IITGN有一个光荣传统——每逢节日，就会在操场上宴请全校师生，提供免费晚餐。由于教职工多数会回去陪伴家人，因此放眼望去都是学生。每个人领一个大盘子、几个小碗，排队去打喜欢的菜肴。难免的，外面也会有一些人混成学生进校园蹭饭，校方来者不拒，这也是他们回馈社会的一种表现。

我在那里碰见了很多选修中文课的学生，他们都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队伍排得很长，或许因为我的老师身份，又或是外国人身份，学生们请我插队直接领餐具。我看着漫长的队伍几番犹豫，但恰恰是中国人和教师的双重身份让我决定放弃特权。

操场上没有桌椅，打好饭菜，各人就自己想法子找地儿解决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聚餐，端着盘子一边吃一边悠转，吸引了周围众多的目光，我想学生们大概好奇中国人怎么吃手抓饭。

需要澄清的是，虽然传统的印度料理是手抓饭不错，但是时至今日，相当一部分人还是会使用勺子，或者手勺并用。用手把恰巴提撕下来，裹点米饭、蘸点酱，直接喂到嘴里，再用勺子单独舀菜。习惯以后，也就不觉得偶尔用手吃吃飞饼是个陋习了。不过印度人一边吃还一边吮吸手指……我无论如何也迈不出那一步。

那个像飞碟一样的行政楼被装扮成了庆祝节日的“主战场”，大门口有一套音响和屏幕播放着学生写给彼此的祝福。底楼大厅的地板上，学生用喷绘绘制了十来平米的一男一女两个神祇，跪着深情对望。男的蓝皮肤，吹着笛子，女的则是个普通印度女人形象。喷绘的四周用将近一百盏烛灯围起来，显得圣洁无比。学生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地以此作为背景拍照。

“先生，这是克利须那神和他的情人拉达。”身后传来一个男声，那是桑吉，陪我去艾哈迈达巴德的四名学生中的一位，“先生晚上好，迪瓦利节快乐！”

虽然我提醒过他们无数次，按照中国的习惯应该叫我郭老师，但是印度人逢人就叫“先生”、“先生”的习惯看起来永远也改不了。

回礼后，我问：“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克利须那？他是蓝色的，我们中国却把他翻译成‘黑天’，会不会有什么背后的故事？”

“先生也知道这个？这个问题一言难尽啊……其实，克利须那神很特殊，印度教徒认为，真主安拉、基督耶稣、克利须那，其实都是同一个神，不过在不同的宗教中有不同的名字。在我们的宗教中，他是毗湿奴的第八个化身，毗湿奴本来也应该是黑色，而‘克利须那’这个名字来自于梵语，字面意思正是‘黑暗’。但是印度人认为黑色不吉祥，所以大多采用蓝色代替，在印度，蓝色象征着男人和力量。”

我顿时想起了印度电影《偶滴神啊》（《Oh My God！》）中，克利须那出场时，也有过这样的对话：“你是谁？”“如果你是穆斯林，我会告诉你我叫安拉；如果你是基督徒，我则会告诉你我叫耶稣。”这几位神灵在这神奇的国度“串了线”。

“克利须那并不是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为什么在最重要的节日纪念呢？”

“印度有本古籍叫做《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里面说克利须那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宇宙精神，所以虽然不是主神，但是关于他的故事却特别特别多，印度人特喜欢他。”

随后他带我去观摩大楼背后一个小操场，这里，两个工作人员正忙着把几百盏灯一一点亮。我掏出打火机，想帮他们一起点，还没点燃第一盏，桑吉连忙制止我：“先生，你不应该那么做。”

“不应该点灯吗？只能印度教徒点吗？”我问。

“不不，我是说，不能用打火机点圣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全国在这天晚上都要点灯吗？因为今晚克利须那神会凯旋，降临人间，我们所有印度人帮他照亮回家的路，但圣灯只能用火柴点燃。打火机是用来吸烟的，烟是肮脏的东西，所以宗教用品不能用打火机点，这样克利须那会很生气。”

“哦，真是不好意思。”我赶紧收起打火机，“不过，我家里也买了一些印度香，我每天都用这个打火机点……不过，没有宗教意思，我们中国人也知道印度香气味很不错。”

他想了一下说：“先生，你是外国人，又在自己家里，还好了。”

“听你的口气，你应该蛮信神的。”

“对，我家信奉的主神就是毗湿奴。”他庄重地说。

参观完学校的活动，我准备回宿舍，桑吉要求送我回家，到了楼下，我邀请他上去坐坐。

离开了课堂，各自少了表演的成分，我想听听学生对中文和中国真实的看法，便问他为什么会选修汉语课。

他坦诚地说：“我出生在海德拉巴，但我父亲是一名军人，所以我十多年来随着父亲在印度各邦迁徙，学会了不少语言，对学语言很有兴趣。此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军人对于中国有着天然的敌意，所以父亲常常给我传达关于中国的负面信息，这也是一个原因。”

好一个“众所周知”，我问：“那你自己怎么看呢？你也会有敌意吗？”

“我没有。”桑吉说，“我很清楚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过印度，一个成功的国家自有它成功的道理，这绝对不是父亲和印度一些官媒蓄意抹黑可以掩盖的。”

他掏出手机，播放了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跟我解释说：“这是首乌尔都语歌曲，我非常喜欢，循环播放了好多遍。乌尔都语是巴基斯坦的国语，即使对巴基斯坦，我也恨不起来，何况中国呢。”

“你父亲是军人，服从国家意识是他们的天职，可你却有独立思考的精神，真不愧是IIT的学生！”我欣慰地说。

“我觉得人性都是相通的。”他说了一个令我惊讶却慰藉的事实，“我父亲曾经驻守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那里的气氛总是很紧张，但是每逢排灯节，我们两个国家的边境也会停止对抗。两边的士兵会卸下枪械，在圣灯的包围下，拥抱对方，交换糖果，预祝对方幸福安康。”

“啊……那你父亲现在还在那边吗？”

“没有，那是十年以前的事了，不过这个传统会一直存在。对，就是现在，边境两边的士兵，应该正在彼此祝福吧。”桑吉走到阳台上，望着天空的烟火说，“我不明白，既然今天可以做到，为什么平时就不行？”

比起宗教传说、庆祝盛典，这可真是我听过关于排灯节最美的故事。放眼望去，但见印度千里无云，万家灯火竞相争辉，如同繁星坠落，装点人间。

富人区、贫民窟，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说英语的、说方言的，穿着他们能选出的最美服饰，在迎接他们信仰的这一刻，平等地站到了一起。

我抬头望向天空，多么希望看见那个叫克利须那的神灵真的飘然而下，让这个国家从此不再有黑暗，却只看见烟花爆竹在夜空中绽放出它们最绚烂的一瞬，然后归于永寂。

我拿出手机，打开谷歌地球，用手指把地球转动到印度一侧。我想，如果这模拟地球也能实时记载上面发生的一切，此刻的印度，一定是全球最美的地方。

我突然发现，在这小小的地球之外，每个拿着手机的人，不就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克利须那吗？希望无处不在，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灯；有灯的地方，就有希望！

正如这一夜的万家灯火，就是那十多亿人民心目中永不熄灭的希冀，点亮了苦难的印度斯坦，也点亮了它苦难的“骨肉兄弟”——巴基斯坦。

这一年，诺贝尔和平奖被两人分享，正巧，他们是17岁的巴基斯坦女学生马拉拉·优素福·扎伊和印度著名反童工劳动活动家、全球教育运动主席萨蒂亚尔希。




人心

一

“如果有来生，你愿意做中国人、德国人，还是日本人？”

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源自一个下午的闲谈。

在印度这两年，我固然阅人无数，却大部分交情甚浅，同事和学生通常在特定的场合出现，这种交往，让我看到了很多他们的解剖学特征，却隔离了人心——这样的角色，大多无益于我们认识印度，也就不必在这本书里抛头露脸。

来我住所查电表燃气表的、检修电器的，这样、那样的，大多人走茶凉，甚至由于语言不畅哑进哑出。然而有一天，有两个IITGN的职工，本来应该例行公事一般地来我公寓里清点各项设施，却因为一些过于随意的举动和话题，留下了他们的人心，也引出了一连串耐人寻味的后续故事。

那天是2014年12月一个下午，学院已经放假，但行政人员还得继续工作。三点左右，两个职工来我住所清点家具和电器，为半年之后的校园搬迁做统计工作。一个瘦高的、黑黑的男士，叫做安布尔（Amber），看上去四十来岁；一个稍矮的胖子，白白的，叫做桑迪普（Sandeep），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经过简单介绍，得知他们属于负责校园公共财产的部门，安布尔是桑迪普的上级。

两人在完成清点工作后，没有立刻离开，他们看见我桌上的一堆饼干，便向我索要了两盒。由于印度晚餐时间一般在八点以后，故而他们下午有加餐的习惯，这种习惯深入骨髓，甚至每逢我下午监考，校方都要派人中途把吃喝送进考场。既然如此，我作为主人招待一下并无不妥。随后，他们又找我要了两瓶矿泉水喝，拿到吃的喝的以后，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边享用边聊天，吃完以后两人还意犹未尽，似乎不打算走了。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我就走到客厅陪他们聊了起来。

大概是忙里偷闲，远离了工作，他们极为放松，说要统计的公寓还有很多，今天到此为止，接下来准备出去喝喝茶。我猜想这是印度人的高语境表达法，他们压根就没想过要离开我的沙发，只是不好直说而已。在了解我是中国人后，桑迪普便抛出了那个问题：“如果有来生，你愿意做中国人、德国人，还是日本人？”

我想确认我没有听错，请他重复了一遍，还是这个问题。一时拙口钝腮，想了想，反正印度人也没什么国家观念，印度和德国、日本关系又非常好，这么问在他们眼里压根就不觉得有何不妥。更好笑的是，为什么选项里面没有印度人，这么看不起自己的国家？

我说：“当然还是做中国人。”

“中国，有我们印度腐败吗？”这个问题是安布尔问的。

不用说，这哥俩什么心态一目了然。当然，无论我回答有，或者没有，都很失礼，于是搪塞：“腐败哪个国家都有吧，为什么这么问？我并不觉得印度有多么腐败。”

“那是因为你是外国人，看不到啊。”桑迪普用一种不屑的口气说，“你看看你这周围，房子这么好，再看看那边的贫民窟，几十年了就没变过，印度政府投入了大把大把的钱扶贫，但是到了古吉拉特邦，再到艾哈迈达巴德，再到钱德凯达，那些当官的一级一级把钱往自己的口袋里塞，到了老百姓手里，十个卢比就变成了一个卢比，而那些别墅，都是些当官的人买的。腐败已经深入了每个印度人的骨髓，这个国家没有希望。如果还有来生，做哪个国家的人都好，我不想再做印度人。”

印度人并不都是这样，但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印度”历史上就是一个地名，是整个南亚次大陆的统称，还是一片侮洋的名字，即使现代的印度共和国也是联邦制，各邦要求自治甚至独立的呼声络绎不绝，国家荣辱观淡薄，这下可体现得入木三分。

桑迪普问我：“如果我去中国，好不好找工作？能不能移民？”

我说：“不可能，不懂中文根本无法生存，而且中国是最难移民的国家。你们对中国了解多少？”

“基本不了解，只知道比我们好。”安布尔回答得很干脆。

我拿出iPad，搜索出一张人民币的图片，指着毛泽东的头像问：“这是谁？你们知道吗？”

两人都说不知，于是我对他们的文化层次有了大概的判断。在印度的同事中，有不少教授学者，去过许多国家，能说出不少中国的人名、地名和民俗，也有一些这样做行政工作的人，他们大小也算是坐办公室的白领了，但是一辈子就待在古吉拉特邦，连中国在哪里都不知道，甚至还有人问我中国有没有海岸线。文化层次的差距造就了地位的差距，也造就了心态的差距，正如印度的贫富差距。我相信这两人平时就无话不谈、情投意合，所以以工作为借口出来磨洋工的情况也绝非一次两次了。

“为什么你们觉得中国比印度好？”我问。

“中国的商品实在太多了，到处都是，我女儿玩的玩具、老婆的化妆品、手机、电脑……全是中国制造。特别是现在很多印度人都在进口中国的玩具，价格比印度的玩具便宜很多，我都很想试试。”安布尔说。

我问他知道些哪些中国的品牌，他率先说出小米。由于小米手机的高性价比很适合印度市场，它在印度确实知名度极高，只不过，大多数印度人都念不对小米的拼音，所以叫它“MI”。然后他说出联想，联想也确实够厉害，IITGN采购的电脑大部分都是联想。

接下来，我们聊了很多旅游、文化之类无关痛痒的问题。他们中途不停地看时钟，说了三次准备走了，我都象征性地挽留他们，于是他们三次都意志不坚定地继续坐下来。他们从三点过一直坐到六点下班，我也不打算再象征性挽留了，于是他们这才真的起身准备离开。不过，正是这天下午闲聊一泡，他们可能真心觉得我这个人值得交，也或许觉得我这里有利可图，临走之前，告诉了我两个利好信息。

当你看到“有利可图”四个字时，你可能会觉得形容得有些小肚鸡肠。其实单看他们当天的表现，确实无可厚非，只不过越往后，他们对我的言行举止越是游走在“朋友”和“不那么够朋友”之间，让我对他们的感情颇为复杂。

第一个信息是，IITGN每个寒假都要举办一个叫做“探索印度”的活动，会邀请外国高校的学生前来交流访问，今年会有一批美国学生过来，如果我愿意参加，他们可以去帮我跟组织者打声招呼，让我免费加入。对这样的好消息，我自然应允下来。

第二个信息是，安布尔有个弟弟要在年底举行订婚仪式，并在二月份举行婚礼，此外，桑迪普也会在四月份举行婚礼，非常希望我能够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