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皇甫谧编撰的《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该书总结了魏晋以前针灸经络理论的成就，为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代巢元方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该书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诸科病证的病因、病机和症状，尤其重视病源的研究，对后世病证分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唐代孙思邈编撰《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我国第一部医学百科全书。两书详述了唐以前的医学理论、方剂、诊法、治法、食养等，代表了盛唐的医学发展水平。他提出的医生在医德方面的要求和所要达到的境界，开创了中国医学伦理学之先河。
(二）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较快、成果较多的时期，医学发展迅速，且流派纷呈，建树颇丰，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宋代陈无择著成《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方》。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学说”，他把复杂的病因归纳为外因、内因、不内外因三类，对其后病因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金元时期，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人，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人尊称为“金元四大家”。
刘完素（河间），倡导火热论。他认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百病皆因火热所致，故在治疗中以寒凉清热为主，后人称其为“寒凉派”。
张从正（子和），师从刘完素，主张“病由邪生”，“邪去则正安”，因而善用汗、吐、下三法攻邪祛病为主，后人称其为“攻邪派”或“攻下派”。
李杲（东垣），强调胃气对发病的决定性作用，倡言“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善用温补脾胃之法，后人称其为“补土派”。
朱震亨（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治疗上倡导“滋阴降火”，善用养阴药，后人称其为“滋阴派”。
金元四大家之论，各有创见，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
(三）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医学理论的综合汇通和深化发展阶段，既有许多新的发明和创见，又有对医学理论和经验的综合整理，有一批集大成的综合性医著问世。在明代，有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楼英的《医学纲目》、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在清代，有吴谦等的《医宗金鉴》、陈梦雷的《古今图书.医部全录》、国家组织编写的《四库全书.子部》等。
明代命门学说的产生，为中医学的藏象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医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温病是多种急性热病的统称，多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温病学说源于《黄帝内经》、《难经》及《伤寒杂病论》，后经历代医家的不断补充和发展，至明清臻于成熟。在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明代的吴有性及清代的叶桂、薛雪、吴瑭等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有性（又可）著《温疫论》，创“戾气”说，对温疫病的病因有卓越之见。他指出，温疫病的病因为“戾气”，而非一般的六淫病邪；戾气多“从口鼻而人”，往往递相传染，形成地域性大流行，症状、病程多类似；不同的疫病，有不同的发病季节;人与禽畜皆有疫病，但大多各不相同。
叶桂（天士）著《温热论》，阐明了温热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创建了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理论，对清代温病学说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吴瑭（鞠通）著《温病条辨》，创立了温热病的三焦辨证理论，使温病学说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渐走向系统与完善。
清代王清任著《医林改错》，改正了古医籍中在人体解剖方面的某些错误，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创立了多首治疗瘀血病证的有效方剂，对中医学气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四）近代与现代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更，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传入，中西文化出现碰撞，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新旧并存的趋势：一是继续走收集和整理前人的学术成果之路，如20世纪30年代曹炳章主编的《中国医学大成》，是一部集古今中医学大成的巨著；二是出现了中西汇通和中医学理论科学化的思潮，以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为代表的中西汇通学派，认为中医西医各有优劣，可以殊途同归，主张汲取西医之长以发展中医，如张锡纯所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即是中西汇通的代表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中医药院校、中医医院和中医药研究机构。随着中医医疗、教学、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医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同时国家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继而倡导以现代多学科方法研究中医，使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有了较为深入的发展。
第二节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包括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两方面。
一、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的认识。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由多层次结构构成的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各个脏腑形体官窍之间，结构上不可分割，功能上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病理上相互影响。人生活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人体的生理机能和病理变化，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的影响。人类在适应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斗争中维持着机体的生命活动。
(一）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1.结构上的整体性
人体由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形体（筋、脉、肉、皮、骨）、官窍（目、舌、口、鼻、耳、前阴、后阴）等构成，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把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组织器官联系成有机的整体，构成了肝、心、脾、肺、肾五大系统。
2.生理上的整体性
中医学在整体观念指导下，认为人体正常生理活动一方面要靠各脏腑组织发挥自己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要靠脏腑间相辅相成的协同作用和相反相成的制约作用，才能维持生理平衡。每个脏腑各自有不同的功能，又有整体活动下的分工合作，这是人体局部与整体的统一。
3.病理上的整体性
由于人体脏腑组织器官之间在结构上整体联系，功能上相互为用，因而在病理上也会相互影响。内脏有病，可反映于相应的形体官窍，即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中医学不仅从整体来探索生命活动的规律，而且在分析病证的病理机制时，也首先着眼于整体，着眼于局部病变所引起的整体病理反应，把局部病理变化与整体病理反应统一起来，既重视局部病变和与之直接相关的脏腑、经络，又不忽视病变之脏腑、经络对其他脏腑经络产生的影响。
4.诊断上的整体性
人体的局部与整体是辩证统一的，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在生理与病理上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而在诊察疾病时，可通过观察分析形体、官窍、色脉等外在的病理表现，推测内在脏腑的病理变化，从而作出正确诊断，为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5.治疗上的整体性
局部病变常是整体病理变化在局部的反映，故治疗应从整体出发，在探求局部病变与整体病变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确立适当的治疗原则和方法。“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就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确定的治疗原则。
(二）人与外界环境的统一性
外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1.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人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同时，自然界的变化又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而人体则相应地产生生理和病理上的反应。这种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认识，就是“天人一体”的整体观。
(1)自然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
①季节气候对人体的影响：一年间气候变化的规律是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自然界的生物在这种规律性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出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相应的适应性变化，而人体生理也随季节气候的规律性变化而出现相应的适应性调节。如《灵枢.五癃津液别》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同样，气血的运行，在不同季节气候的影响下也有相应的适应性改变。人体的脉象可随季节气候的变化而有相应的春弦、夏洪、秋毛、冬石的规律性变化。表明人体的生理机能随季节气候的变化自有相应的适应性调节。
②昼夜晨昏对人体的影响：一日之内的昼夜晨昏变化，对人体生理也有不同影响，而人体也要与之相适应。《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这种人体阳气白天趋于体表，夜间潜于内里的运动趋向，反映了人体随昼夜阴阳二气的盛衰变化而出现的适应性调节。
③地域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体的生理活动和脏腑机能，进而影响体质的形成。如江南多湿热，人体腠理多稀疏；北方多燥寒，人体腠理多致密。一旦迁居异地，常感到不适应，经过一段时间后，也就逐渐适应了。这说明地域环境对人体生理确有一定影响，而人体的脏腑也具有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
人对生存环境的适应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的、主动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入，人类自身不仅能主动地适应自然，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美化环境，使大自然为人类服务。
(2)自然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
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气候变化过于剧烈或急骤，超越了人体的适应能力，或机体的调节机能失常，不能对自然环境的变化作出适应性调节时，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
①季节气候对疾病的影响：在四时的气候变化中，每一季节都有不同的特点；因此，除了一般的疾病外，常常可发生一些季节性的多发病，或时令性的流行病。如春季多温病，夏季多痢疾、泄泻，冬季多伤寒等。某些慢性疾病，常在气候剧变或季节交替时发作或增剧，如痹证、咳嗽、哮喘等。
②昼夜晨昏对疾病的影响：昼夜的变化，对疾病也有一定影响。一般疾病，多是白天病情较轻，夜晚较重。《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
③地理环境对疾病的影响：如西北地区，地势高而寒冷少雨，故其病多燥寒；东南地区，地势低而温热多雨，故其病多湿热。此外，某些地方性疾病如克山病、大骨节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大等，都与地理环境有关。
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因而在疾病的防治过程中必须重视自然环境对人体的影响，适应四时气候、昼夜晨昏及地理环境的变化，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2.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
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其生命活动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与社会环境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

一般说来，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力的社会支持，融洽的人际关系，可使人精神振奋，勇于进取，有利于身心健康；而不利的社会环境，可使人精神压抑，或紧张、恐惧，从而影响身心机能，危害身心健康。社会地位及经济状况的剧烈变化，常可导致人的精神活动的不稳定，从而影响人体脏腑精气的机能而致某些身心疾病的发生。不利的社会环境，如家庭纠纷、邻里不和、亲人亡故、同事之间或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紧张等，可破坏人体原有的生理和心理的协调和稳定，不仅易引发某些身心疾病，而且常使某些疾病如冠心病、髙血压病、糖尿病、肿瘤的病情加重或恶化。
由于社会环境对人体健康影响很大，因此，预防和治疗疾病时要避免不利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通过精神调养提高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以维持身心健康。如提倡“恬淡虚无”，“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等。
总之，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病理、疾病诊断和防治、养生等理论体系的始终，是中医学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的指导思想。
二、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处理疾病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
(一）病、证、症的概念
(1)病：即疾病，是指有特定的病因、发病形式、病机、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病理过程，如感冒、哮喘等。
(2)证：即证候，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包括病因、病位、病性和邪正关系，反映了疾病的本质。
(3)症：即症状和体征，是疾病的临床表现。可以是病人异常的主观感觉或行为表现，如恶寒发热、恶心呕吐、烦躁易怒等（称症状），也可以是医生检查病人时发现的异常征象，如面黄、目赤、舌红、脉数等（称体征）。
病、证、症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病与证，虽然都是对疾病本质的认识，但病的重点是全过程，而证的重点在现阶段。症状和体征是病和证的基本要素，疾病和证候都由症状和体征构成。有内在联系的症状和体征组合在一起即构成证候，反映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变本质；各阶段或类型的证候贯串并叠合起来，便是疾病的全过程。一种疾病由不同的证候组成，而同一证候又可见于不同的疾病过程中。
(二）辨证论治的概念
辨证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病情资料，包括症状和体征，运用中医学理论进行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及邪正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证候的过程。论治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立相应的治法和处方遣药。
辨证和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辨证是论治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辨证的目的，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也是对辨证正确与否的检验。辨证论治的过程，就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
(三）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中医在临床上认识疾病时，既辨病又辨证。辨证与辨病，都是认识疾病的思维过程。辨证是对证候的辨析，以确定证候为目的，从而根据证候来确立治法，据法处方以治疗疾病；辨病是对疾病的辨析，以确定疾病的诊断为目的，从而为治疗提供依据。辨证与辨病都是以病人的临床表现为依据，区别在于一为确立证候，一为确诊疾病。要发扬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的诊治特色，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水平，提髙辨证的准确率，必须坚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诊治思路。运用辨病思维来确诊疾病，对某一病的病因、病变规律和转归预后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再运用辨证思维，根据该病当时的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来辨析其目前处于病变的哪一阶段或是哪一类型，从而确立其当时的“证候”，然后根据“证候”来确定治则治法和处方遣药。此即通常所说的“以辨病为先，以辨证为主”的临床诊治原则。对某些难以确诊的病证，可发挥辨证思维的优势，依据病人的临床表现，辨出证候，随证施治。
(四）病治异同
辨证论治是指导临床诊治疾病的基本原则。中医能辩证地看待病与证的关系，认为一种病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证，不同的病可以出现相同的证。因此，在诊治疾病中，常有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方法。
(1)同病异治：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种病，由于发病的时间、地区以及患病机体的反应性不同，或处于疾病不同的发展阶段或类型不同，故表现出的证候不同，因而治疗也就有异。如麻疹病在不同的疾病阶段有不同的证，故治疗麻疹病有初起解表透疹、中期清解肺热、后期滋养肺阴胃阴等不同的治法。
(2)异病同治：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了相同的证，可以采用同一种方法来治疗。如胃下垂、肾下垂、子宫脱垂、久泻脱肛等不同的病，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如果表现为“中气下陷”的证候，都可用补益中气的方法来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