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完红堡、胡马雍陵、顾特卜塔等德里遗迹,在前往阿格拉的高速路上,我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你这一生,在德里和阿格拉之间,已经跑了多少个来回?”

他没直接回答,像禅师的机锋,让我看两侧的卡车和农作物:“那些是什么?”

“土豆。”

“土豆是印度人的主食,每年3月成熟,所以现在这条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装载土豆的卡车。而当7月季风来临,人们便开始播种,这是印度的四季循环。我几乎每天都在路上看着四季的变化,这样的循环已经三十五次。”

好个四季循环,三十五载的春秋和冬夏。

我说:“那么,你对德里和阿格拉一定无比熟悉。”

“是,对我来说,德里就是阿格拉,阿格拉就是德里。我没读过多少书,不过头脑中有非常精确的双城地图,哪里都走不丢。”

“除了这两个城市,你也会接其他的业务吗?”

“有时候去斋普尔,再早年的时候,甚至环游过印度。”他说,“2002年,两个阿根廷人花两个月时间环游印度。他们为杂志社工作,扛着长镜头相机,专门拍摄印度的村庄,那一次我花了六十二天全程开车……另外一次,是一个日本人,他一点儿英语也不会说,全靠手势。原计划两个月环游印度后去尼泊尔,从加德满都飞日本,结果他在加尔各答发高烧,提前回国了。这两次以后,我也老了,现在不接超长途,主要就跑德里—阿格拉一线。有趣的是,每年下半年欧洲人多,上半年中国人日本人多,所以我看到季风,就知道欧洲人要来了,看到你们,就知道庄稼熟了。除了这样的循环,我已经不关心任何其他事情。”

生命在这里,返璞归真。

我问:“你身体还很健康,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大概再开两三年吧。”他笑笑说,“印度人平均寿命也就七十来岁,德里这样的城市,污染严重,很多人五六十岁就死了……我觉得我很幸运,长期在车里,在野外,又烟酒不沾,内外不受污染,应该可以活八九十岁……不过我眼睛不行了,右眼先患上白内障,前几年做了手术,现在左眼又不行了,下次做左眼手术的时候,就是我退休的日子。”

“那你退休后有何打算?”

“我想回比哈尔,那儿有个村子还有我的家。我有四个兄弟,两个在德里买了房子,两个回了比哈尔。那儿的空气比德里好百倍,我想回去和他们团聚,过田园生活。”

“听起来很不错啊,落叶归根,安详地度过晚年。”

“只有一个问题,没有养老金。”希里淡淡地说,“政府只给军人和警察发退休金,普通百姓得自己缴社保,虽然我孩子都大了有工作了,可是我老伴是家庭主妇,我一份收入养两人。首都开销很大,吃喝拉撒,结婚生子赶份子钱,没钱买社保,所以我老伴坚决不同意回比哈尔。”他没有像其他印度人那样顺口展开对民瘼的哀怨,对政府的愤慨,盈千累万、千锤百炼之后,字字兼已静默。

这是古稀之年的厚重。在他出生那年,甘地尚在为印度的自由和独立而战。那一年,圣雄说:“我们将进一步看到,不承认真理,不努力实现真理,就难逃自我毁灭。救赎之道在于每个人都有勇气讲真话,不顾前瞻后。”

德里和阿格拉之间的距离约为211公里,车行三个半小时,因为历史的原因,两个城市骨肉难分。老希里说:“这211公里,就是我的生命。”



我一直觉得,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和中国的大清王朝很相似:都是外族统治中原,并由于采取了文化包容政策而政权稳固;都诞生了千古一帝,帝国空前强大却又都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下走向衰亡;时间上也高度接近,它们同时存在的时间,达到了二百四十多年。

在莫卧儿时代,阿克巴大帝(Akbar)无疑是最煊赫伟大的君王,即使在印度历史上也是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唯一可以与他媲美的,当属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oka)——这两位千古一帝相差了将近两千年,那是秦朝和清朝的区别。

要在印度这样的国家获得民众的认可,宗教宽容政策无疑是政权稳定乃至走向伟大的必经之路——这一点,阿育王做到了一半。他的前半生,杀人无数,后半生,潜心向佛并且支持其他宗教;而阿克巴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穆斯林的领袖,他不顾大臣的反对,特意迎娶了印度教徒为皇后,为后世传为佳话。

“印度有那么多宗教,君王不能只认同一种。”他实在可爱,干脆召集了几乎全世界的宗教领袖——基督教、穆斯林、印度教、犹太教、拜火教、耆那教——前来探讨所有宗教的共同点,对他们的主张反复推敲,希望走向融合。这一做法如此气吞山河,以至于他收到了远在天边的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的信件:“陛下如此仁爱,甚至传到了世界上最遥远的彼岸。”

他很浪漫,却在统治手腕上又异常理性——废除殉葬制度、包办婚姻,大搞土地改革、税收改革、行政重组,提倡律法公正、司法独立、学术自由……这些即使现代人看起来也挺先进的思想,在他兼容并蓄、宵衣旰食的努力下,大规模地得到了落实,使得莫卧儿王朝的疆域和财富都扩大了三倍。他的这些思想,也成为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一部分。

去世之后,他被安葬在阿格拉北郊,今天只需一百卢比便可参观他的陵墓——“锡坎德拉”(Sikandra)”。

我于向晚时分来到此地。由于17世纪末叶惨遭班达尔人破坏,阿克巴陵在夕阳余晖中显得荒芜而孤寂,这或许也应了他的结局——由于触动了贵族利益,在继承人问题上向贵族妥协,后郁郁而终。

走在空旷的园陵内,我一直在想,阿克巴大帝一生都是文盲,他一定是故意不让那些老学究用知识的枷锁去控制他的思维,才如同一个当代人穿越回到那个时代并与众人格格不入——人民爱戴他,贵族痛恨他,即使贵为一国之君,也终究难敌历史的潮流,更敌不过自然宿命——这使得印度的“文艺复兴”早早夭折。如果上天再借给他五百年,今天的世界,或许会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模样。

当然,此地游客稀疏,还有一个更实在的原因——在同一座城中,还有另一座举世无双的陵墓,在她的面前,一切其他建筑只好默默靠边稍息了。



世界上最著名的陵墓有三座:金字塔、秦始皇陵、泰姬陵。埃及、中国、印度,各拥其一。

阿克巴大帝去世之后,贾汉吉尔继位,在父亲的光环下黯淡无色,以至于人们谈到莫卧儿王朝时,总是直接从阿克巴跳到其孙子——沙贾汗(Shah Jahan)时代。沙贾汗治国理政也不怎么样,却偏偏是个建筑狂,动辄耗费大量的国库大兴土木。因此此人无功,却很有趣,以至于他的兴趣,反而成了他对后世最大的功绩。

那是距今大约四百年前的一天,沙贾汗的第三任皇后说:“亲爱的,答应我,我死以后,你要给我修一座世界上最美丽的陵墓。”

她叫姬蔓·芭奴,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第十四次分娩,不幸感染褥热,即将西去。

这在今天看来劳民伤财的拜金女的要求,在当时却有足够的合理性,源于伊斯兰教对美丽建筑的狂热和对重要人物修陵歌功的传统,更源于她确知沙贾汗对她无私的爱。于是痛不欲生的丈夫说:“亲爱的,我答应你,并且我死后也将安葬于此。”

言而有信的好男人,随后便开始兑现这一世界上最缱绻的承诺。

二十三年亲自监工,动用了一千头大象运送亚洲各地的材料、珍宝,两万世界各地的工匠和书法家星夜赶工……无视帝国一天一天衰落,无视国库一天一天空虚,无视民生一天一天不济……他已经选择了逆天而行,只为让原已冷却的生命多一分温热,少一分枯窘。

他最终创造了历史。这座陵墓的名声,超越了阿格拉,超越了沙贾汗,超越了莫卧儿,直接与印度的轮廓拼接在一起。

今天,哪怕在一本最简单的世界建筑画册中,或是最精简的世界历史课本中,要是找不到它的存在,那都是不敢想象的;如果一个人来印度旅游,而不去参观它,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它是印度的瑰宝,是世界七大奇迹,它用“皇冠‘Taj’”命名,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为“泰姬陵”。

对于它,你可以用你能想象到的任何关于“美丽”的形容词去描述。在这个语言匮乏的世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举世无双。

守着这样一棵摇钱树、一台印钞机,印度官方居然仍保持着一份纯真——星期五泰姬陵不开放,留给穆斯林做祈祷。至于其他时间,外国人只需要750卢比便可入园,随意拍照,甚至可以登堂入陵。我运气不太好,这一天,泰姬陵的四根柱子,有三根在维护。

当你伸手去触摸那一块块洁白锃亮的大理石,那一刀刀巧夺天工的书法雕刻,一定无法停止一个疑问:“在那个工业并不发达、物质并不富裕的时代,多少纳税人的钱为这两人的缠绵悱恻买了单?”

我们可以把当时的卢比购买力和今天作对比,再换算成美元,但那没有太大意义。只需要了解一点,在沙贾汗的挥金如土之后,莫卧儿帝国再也无法恢复到昔日的荣光。不知道他的祖父阿克巴如若泉下有知,会如何鞭笞这位不肖孙子。

讽刺的是,莫卧儿帝国的皇帝似乎都中了晚年失势的诅咒,在沙贾汗重病之际,二儿子奥朗则布发动了叛乱,先是斩首了皇太子,然后把父亲沙贾汗囚禁于阿格拉堡的一间能够看到泰姬陵的房间里。

他生命中最后的五年,在囹圄中,一定日日被凄厉的回忆所折磨,于或美或噩的梦中被生生唤醒,忘却掉早已化为粪土的社稷江山,无力地眺望亚穆纳河对岸的妻子,静谧于外,撕裂于心。太阳依旧东升西落,妻子在一天不同的时分变换着光彩,由白及灰、由灰渐黄,再逐渐变作粉红、暗红、淡青,待到月高乌鸣,最终回归银白。

她活了,姬蔓·芭奴用这样的灵动与夫君耳鬓厮磨,陪伴着他,安慰着他,他们彼此相约,只待历史转身,一同归于尘土,归于无瑕,归于永寂。

好在,弑兄囚父的奥朗则布还有一些人性,在沙贾汗去世之后,允许他与妻子合葬于泰姬陵。从此,莫卧儿王朝因为这惊天一葬,永垂不朽。

我问过希里,作为一个印度教徒,如何看待莫卧儿这群伊斯兰统治者,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究竟能否融合?他摇摇头说:“两者差距有多大,看看丧葬观念就能知道。穆斯林对陵墓向来执著,他们把陵墓看作通往天堂的路,而印度教徒则更相信轮回转世,死后会把骨灰撒向河流,回归自然,以盼来世重塑。”

中华文明体量雄浑,儒释道三教早已水乳交融,印度的宗教却始终封闭得自成日月。为了让不同的宗教各守天命,阿育王努力过、阿克巴努力过、甘地努力过,无数的仁人志士,一定还会为此而前赴后继。这中途,荆棘丛生,深渊四伏。这是人类的宿命,更是印度的宿命。

在这条路上,暴力、言辞都没有意义,反倒是一些艺术品,犀利地穿越了历史的迷雾,倔强地打破了人为的藩篱,以它的惊艳为笔墨,重新镌刻了山河,雕镂了人心。很讽刺,这一点,沙贾汗或许压根没想过,却做得比谁都成功。




最后的朝圣



十年前,我刚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在成都租房之后每个月总是囊中羞涩。一次休假之后,再赴成都,下大巴时,车站外正值瓢泼大雨。我和其他乘客躲在屋檐下,等了好久,雨势却始终不见小,经过的出租车总是满载,那些乘客们只好各自想法子离去,只留下我和最后几个“困难户”一筹莫展。终于一辆空当的人力三轮车驶过,一问价格,不远的距离车夫要价15块,我想着那银行卡上已不多的余额,拒绝了。又有几个乘客被敲着竹杠离开,我一咬牙,淋着大雨步行回了出租屋。

节约了15块,换了感冒一场。那一天,我倒在床上对合租的哥们发誓:“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当穷人。”

然而之后几年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失去的依旧不断失去,付出与获得依旧不成正比,我也曾愤恨这都市的冷漠、社会的不公,却始终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直到有一天在书上遇见你。你说:“并不是因为世界不美好所以你抱怨,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你的抱怨,世界上美好的东西才离你而去。”

从此我开始重新审阅自己的内心世界,尽量去规避各种狭隘的情绪,学着用善意去对待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我不再把挣钱作为最大的目标,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向好而行。

所以,自从我得知要去印度工作的那一刻起,便决定一定要来看看你。

历史由帝王将相堪堪推动,由文人墨客涓涓浚理。每隔十年百年,寰宇之内伟人异士在这条叫做历史的流水线上被批量生产入市,或明或暗,或喜或悲。

然而,就在这些流水线的源头,还有那么区区数人,决定着流水线的方向,让后人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难以僭越。

他们被世人称为圣贤。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空前绝后,上天仿佛执意要让几种不同的文明展开竞争,在短短一两百年内,让东西方几乎同时诞生了三位流芳千古的圣贤,他们是苏格拉底、孔子和乔达摩·悉达多。

乔达摩·悉达多,古印度半岛净饭国王子。极其优越的出身,本足以告别世智尘劳,享尽富贵荣华,却在一次出宫偶遇赶牛的农夫后,困囿于生老病死的究极思索而无法自拔,后别妇抛雏,远走他乡,痛苦修行,终于在一颗菩提树下顿然开悟,参透人生。后人尊称他为释迦牟尼,又叫佛陀,意即“觉悟者”。

他出生的地方,叫做兰毗尼花园;悟道的地方,叫做菩提伽耶;初次讲学的地方,叫做鹿野苑;圆寂之处,叫做拘尸那迦。

这四个地名即佛教四大圣地。除了兰毗尼花园在尼泊尔以外,菩提伽耶、鹿野苑、拘尸那迦,均在印度境内,所以尽管佛陀严格意义上按今天的划分属于尼泊尔国籍,但佛教诞生于印度,却不必争议。

佛陀一开始就把目标瞄准了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认为世俗种姓刹帝利应位列神职种姓婆罗门之上,并平等吸纳各阶层入教。这种做法很快占领了市场,逼迫婆罗门教不得不改革为新婆罗门教,即今天的印度教。之后,印度教重新夺回印度,无神论的佛教在印度惊鸿了几百年后,终因水土不服,又在本土几乎绝迹。

好在,佛教及时传入了中国,加入了有神论并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提倡,与中华文明更好地产生化学反应后,重获新生,并辐射中华文明圈和东南亚。

佛教如今贵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香火旺盛,对此,佛陀却早已看得很淡:“我入灭后五百年为正法时期,之后一千年为像法时期,再之后一万年是末法时期。”他平静地预见了入灭之后世人的造神运动和信仰危机。

如今一千五百年早已过去,佛法在大千世界中演变出了盈千累万的具体形态,光中国一国就有汉传、南传、藏传三条主线,而光汉传一线又分裂出八大宗派,在不统一的称呼下大致为:唯识宗、三论宗、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密宗,热热闹闹、骚骚攘攘。中国民间给逝者烧纸钱的习俗便来自于净土宗,可是去问那些烧纸的人,你信仰净土宗吗?又有几人可以回答。

走得太远便容易忘了为什么出发,这,大概就是末法时期吧。

所幸我们还可以在印度找到原始佛教最纯真的表情,鹿野苑、菩提伽耶、拘尸那迦各遗迹均完好保存,接受世人朝圣。它们也正是我在印度的最后一次旅行的目的地。

在鹿野苑,遇见了64岁的导游波拉(Bhola),他是一名佛教徒,迫不及待地向我展示佛教的美好:“为什么不管我们的科技如何进步,人们的苦恼却依旧如故?我敢说,就算一百年后印度飞中国只要一个小时,就算无法治愈的疾病种类再划掉五十种,我们的痛苦依旧不能减轻,因为痛苦不来自于外在,而来自于内心。贪婪、嗔怒、痴愚不除,永难找到真正的幸福。”

在菩提伽耶大菩提寺,我看到了那棵让佛陀顿悟的菩提树的第四代子孙在一间庙宇背后被围栏围得结结实实。不同肤色的朝圣者,围坐在菩提树下冥想、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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