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件极大地伤害了印度人民，所以，甘地最终的命运，是被一个极端的印度教徒给刺杀了。”

教师们顿时摇头兴叹。有一些老师在兴趣引导之下，去书店购买了一些关于甘地生平的书籍和音像资料。

参观完毕，校车载老师们去城里购物，晚上，车会先到达老校园把我放下，后送他们到甘地讷格尔的酒店。当大巴停靠在老校园门口时，我起身同钟院士和老师们一一握手道别：“三天时间很快过去了，和你们相处得很愉快，可惜不能和你们一同回家。你们明天一大早的飞机，祝你们一路顺风。”

王大亮打趣地说：“一个完成了彻底反封建革命的祖国，随时欢迎你回来。”

他们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在不同的领域，短暂的交集后换来的很可能是后会无期，我下车的时候颇为伤感，竟忘了和车上的印度人道别。

坐在第一排的印度女生用英语说：“先生，明天见。”

明天见。

此刻，我一时搞不清楚，我究竟是这里的主人，还是客人……我的同胞们即将离别，而我还会重复着这里的一切。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养成了很多他们的习惯，用手抓取食物，进门赤脚，走路靠左，摇头表示同意……

我穿梭在校园，翻越那堵翻了无数次的围墙，这里不属于我，这里又是那么属于我，这里一切依旧。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伟人深刻改写着历史，那么，如果没有甘地，而是其他人，用其他的方式，建立了新印度，我今天还会翻越这堵墙吗？想到这里，百感交集，不禁自言自语了一句据说是圣雄被刺时的临终遗言。

“嗨，罗摩！”




那座城，那片海

一

2015年底的寒假，我搭乘夜间火车，在一个凌晨抵达印度的城市“一哥”——孟买。这是我登陆印度的第一个城市，入境那天在孟买国际机场的痛苦经历还记忆犹新，后来往返果阿途径它而再次惊鸿一瞥。大量的影视作品赋予了它浪漫的情怀，在IITGN工作的生涯中，也无数次听到它、提到它，只叹几度擦肩而过，今天，终于要揭开它的庐山真面目。

毫无疑问，孟买的城市规模是世界级的，在这里可以找到印度人想要的所有东西，我安排了两天停留于此，它将很快向我展示它的两面，犹如印度一向的两个极端。

火车在班德拉站停靠。这里没有丝毫的繁华，出站即刻便闻到一股浓烈的臭味，几乎没有下脚的平地，我随着嘈杂的人流一步一挪地寻找着空当。周遭的景致虽不是规模化的贫民窟，但这些混凝土建筑也早已因为主人的贫穷而腐朽衰败，墙角成堆的垃圾就像潮痕不断攀升，欲同上方的霉斑会合。一些刚下火车的中产阶级也忍不住这样的污秽，捂着鼻子惶骇而行，奔向那注定宰客的出租车和突突车。

孟买以这样的姿态迎接到访的客人，倒也不出我的意外，在我的旅行计划中，本来就包含了两大贫民窟——多比加特（Dhobi Ghat）和达拉维（Dharavi）。它们在我心中各因为一部电影而升华，多比加特因阿米尔·汗主演的《孟买日记》而小有名气，而位于孟买中心的达拉维则有着更“显赫”的身份——亚洲最大的贫民窟，200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是以它为背景拍摄。它们一北一南隐藏在繁华的城市森林中，让那些位于印度最底层的居民与孟买的富人和中产阶级隔街而居，呼吸着这阿拉伯海边的同一方空气，享用着同一方水土。

孟买的出租车很有特色，上黄下黑，招手即停，按表计费——这种我们习惯的模式，在印度却并不多见。载我的那司机听说我要去洗衣场，也并未表现出任何惊讶，他一路向南将我载到阿富汗教堂前，顷刻看到对面的建筑明显胡乱搭建，多彩而污暗的布条挂满了屋檐，犹如败军之将死撑着碎旗迎风招展，那便是著名的贫民窟——多比加特。

而我订的旅馆则在达拉维旁边，步行二十分钟可到。穿过一条条几乎没有人行道的街道，必须左顾右盼，以防被不明身份的交通工具亲密接触，如履薄冰，从窒闷走向更深的窒闷。

忍着污秽，迈入其中，这两大著名的贫民窟内都是同样的臭气熏天、苍蝇乱舞，但由于两旁的建筑物密集交错、遮天蔽日，倒比外面凉快。贫民窟内也有小卖部、理发店、水果摊，进行着为数极少的财富内循环。我特别关注那些孩子们，尽管我看见他们不得不在垃圾桶边鼓捣着生计，在垂危的门廊边、露台上、屋檐下，他们也会借光阅读，试图抓住那别人口中的美好未来。

印象最深刻的是多比加特旁边有一块凌乱的空地，六七个男孩子正在玩着板球。我走近驻足观看，便有孩子先注意到我，然后更多的孩子顺着他的目光寻来，见我挥手示意，干脆都停下了游戏，围拢上来要求拍照。我问了他们的情况，他们也会用英语交流，简单而流利，并问我是不是英国人，我想他们已经把所有说英语的外国人都默认为英国人。有人说家里有四个兄弟姐妹，有人说六个，最多的那个，说他的兄弟姐妹多达十个。他们也入学了，看来这里的政府做得还不错，不过印度还有那么多地方不叫做孟买，二十年后，他们是否会跟上这个国家的节拍？

二

孟买的另一面则是印度最西化的城市，特别是靠海的一大片区域，维多利亚火车站、泰姬陵大酒店、孟买大学……无论是公共建筑还是私人住宅都呈现出典型的哥特式风格，精巧得看得见设计者的心机，让游客忍不住一路拍照。唯一缺乏的还是人行道——走在街头，两边是欧洲，脚下还是印度，如同一条条生锈的拉链把玉帛锦缎拉开，散步的好心情大打折扣。

我一直觉得，在印度，宽阔平整的街道从来就不是广大群众的需求，所以，当我好不容易看到一块平整的广场时，就再也不想离开。这就是“印度门”——孟买的象征，其周围的空广场用石板铺设得平整大方，乃游客必游之地。它挺拔于阿拉伯海边，面东而立，故而凌晨六七点的此地是观日出的好地方——群鸽飞翔，百舸停靠，以大海和朝阳为背景上演着轮廓分明的皮影戏。

日落时的孟买则首推位于孟买湾的恰帕提海滩，城市环绕，游人成堆。贫民和非贫民平等地被大海包容于斯，裁剪出无差别的剪影。

印度门的码头有游船通向数个岛屿，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象岛”，那里有世界文化遗产“埃勒凡塔石窟”，距离比我想象的要远很多，单边要花一个多小时，好在有海鸥一路伴随着游船同行，游船上有人卖一些鸟食供乘客打发时间。

好不容易捱到象岛，却发现无比令人失望，除了一二号石窟中还有一些印度教神像外，其他洞窟空空如也，即使那仅存的一二号神像，也大多四肢不全，可它们不是断臂的维纳斯，被破坏得美感尽失。尽管如此，政府对它们也没施加任何的保护，任由游人触摸攀爬。

我在岛上认识了来自韩国的一个女生，便有些卖弄地说：“这岛名叫‘象岛’，却没有看见哪怕一头大象，只看见沿路的猴子，该叫‘猴岛’才对。”这一说，她没太在意，倒把旁边一位印度男生吸引了过来：“岛上原来是有一头大象的，但年纪老了，前几年被运到了别的地方。”

年纪轻轻的他英语流利，言谈举止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当他得知我来自IITGN时，有些惊异，说艾哈迈达巴德是他的故乡，我们三人便一直结伴而行，孟买也从他的话语中向我继续呈现出它的表情。

他叫齐拉格（Chirag），23岁，祖籍艾哈迈达巴德，后来全家都搬迁到孟买。目前，齐拉格在孟买的印度特许会计师学院（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India）读大四，实习的公司在艾哈迈达巴德有分部，所以偶尔会在两个城市之间穿梭。“虽然这所大学不如IIT名气大，但是毕业生的前途并不比IIT差。我们在孟买就业的应届生也可以拿月薪四五万卢比，而工作十年以后，以我的导师为例，月收入已达十五万卢比。”

他很纯善，哪怕游船上5卢比的鸟食被卖了10卢比这样小小的欺骗也看不下去，对象岛门票收取本国人10卢比而外国人250卢比这明码标价的差异也痛斥其不公：“你从中国那么远的地方来帮助我们学中文，他们却想方设法多赚你的钱，印度不该这么发展，影响了形象，还会让整个国家养成不劳而获的恶习，会遭报应的。”

我对他的兴趣远远大于对金钱的得失：“像你这样要求进步的新青年，也信神吗？”

“信。”他坚定地回答，“但和他们不一样，他们的神在庙里，在神龛里，拜完神，依然行着欺骗。可现在是21世纪，我信仰的神在心里，我们的善恶都被内心的神灵一一审阅。只有言行一致的印度教徒，才是真正的信徒。”

回到岸上，韩国女生说她的酒店不远，走十多分钟就能到，打算步行。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一路上陪同韩国女生回酒店，当时是晚上八点多，车流不减，行人不多。齐拉格感叹道：“现在还这么早，但是我觉得仿佛已经是夜晚十一二点。”

我误以为他是感慨这一天我们的经历很长很充实，他却说：“我是想说，孟买一到了晚上，街上就看不到什么行人了。每个人白天都那么忙碌，为生计、为挣钱，劳累一天回家，晚上就再也不想出来。这里到处都是机会，到处都是诱惑，金钱堆积起来的城市，让我们都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我们恨它，但我们还是离不开它，这就是孟买。”

酒店迟迟未到，感觉和地图上所标注的距离不符，我说孟买实在太大了，走了二十多分钟，才在地图上走了这么短短一点。齐拉格说：“不是孟买大，也不是地图有错，而是我们行走的速度太慢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身边的行人正在以两倍于我们的速度赶超着我们，那是上海的速度、深圳的速度，他们和我这样的闲逛心态完全不同，齐格拉现在显然是他们的一员：“我的家有点远，我们加快速度吧。”

于是，我们参照着行人的速度昂首阔步，近似于小跑，这是我在印度从没感受过的步伐，没想到竟是如此舒适。

把韩国女生送到酒店，齐格拉又帮我叫了出租车。为了帮我省钱，他不要司机按表计费，而是用印地语跟司机不断砍价，帮我把回程的车费砍到350卢比，叮嘱司机说：“是我和你谈的价，如果你多收了1卢比，那也是我的责任。”又叮嘱我说：“记住只出350卢比，如果多收，你就给我打电话，我记下了他的车牌。”

这是印度知识分子阶层典型的待客之道，如同米兰所说，他们总是像对待神一样对待客人。双手合十告别，我一路上看着窗外的霓虹灯思绪万千，人们依然行色匆匆地赶路，在这片混凝土汪洋中失去、寻找，再失去、再寻找。

魔力之都，到处都一样，钟鸣鼎食，声色犬马，我们都恨它，但还是离不开它。

三

在印度众多的城市中，有一座位于喀拉拉邦的海滨小城，无论我向哪位印度友人谈起我的旅行计划，当他们听到这个地名时，总是眉头稍皱，表示出一丝陌生感。它如此低调，以至于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人也一时间拼不对它的名字，它就是科泽科德（Kozhikode），又名卡利卡特（Calicut）。

在众多交流对象中，只有莉祖问过我：“你是去纪念达·迦马吗？”我说：“不是，是为了一位五百多年前在那里去世的中国人。”

公元1371年，在云南一户虔诚的穆斯林家庭中，一位婴儿呱呱落地，起名马三保，又作马和。作为一名穆斯林，注定了有一件人生大事必须要完成，那就是无论身处何方，无论贫富贵贱，一生之中，一定要至少前往圣地麦加朝圣一次。麦加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境内，当时要想到达极为不易，穆斯林通常会选择水路，而马三保的祖父、父亲也都已了却这个心愿。于是，马三保从小就被那惊涛骇浪的故事所耳濡目染，为那乘风破浪的理想而心潮澎湃。当别的孩子开始为将来考取功名十年寒窗时，马三保却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航海上，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征服那片海，踏上那片叫做麦加的土地。

然而命运很快有了别的安排，在马三保11岁那年，朱元璋率军远征云南，大获全胜，包括马三保在内的大批儿童做了俘虏，并按照惯例遭受了残忍的虐待——阉割。

我们不难想象当年小三保的痛苦，大海，麦加，所有的梦想，似乎都伴随着男人的屈辱，霎那间烟消云散。但是，也有些时候，极端的耻辱可以凝聚成极端的动力，让他们成就出凡人不可承受之重。古有遭受了宫刑的司马迁在狱中写下了传世巨作《史记》，这一回，历史会再次成就一位阉人。

如果我们无法反抗命运，至少还可以与它厮磨。马三保就这样变成了命运的浮萍，随着朱元璋南征北战，居无定所，生死一线。后来，又为明成祖朱棣看中，做了他的贴身护卫，屡立战功，特别是在郑村坝之战中，用计连破李景隆七营，让朱棣大为震撼。

朱棣承继大统后，立刻将马三保封为内官监太监，第二年，又把最高的荣誉——“郑”姓赐给他，让他从此改名郑三保，又名郑和。

明朝永乐年间的华夏大地，国力强盛，四海臣服，万邦来朝，但作为不那么光彩登基的朱棣，急需要用一些形而上的大手笔来巩固其政权的合法性。编纂了空前绝后的《永乐大典》似乎还不满足，这一次，他要让心腹郑和去完成古人未尽之梦——出海西洋。

穆斯林、军事家、宦官……郑和，那位曾经的少年马三保，从此又多了一个显赫的身份——航海家，这是他儿时最纯粹的梦想，也是最为后人铭记的一笔佳话。于是乎，卧薪尝胆，否极泰来，风华正茂，扬帆起航。

公元1405年到1433年这28年间，郑和率领舰队七次下西洋，有史料记载的国家和城市名称达到36个。所到之处，华夏的威严得到了增强，国际贸易得到了发展，中华文明得到了传播。中央王国，贵而不佞，强而不欺，霸而不侵，纵使千军万马，也都化作了和平的使者。

1431年1月，60岁的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两年之后，终因疲劳过度，在印度次大陆西海岸的古里国逝世，享年62岁。

古里国，即是今天的科泽科德、卡利卡特，位于印度喀拉拉邦。

我无法向印度的朋友讲述这一切，所能做的，只是默默地只身前往科泽科德，去寻找炎黄血脉留下的气象万千。

如今的科泽科德让人陌生，那满街的马拉亚拉姆文字，如同无数条蠕虫起舞，让刚会了一点点印地语的我感觉又到了国外，倒是街边柱子上四处挂起的党旗——锤子与镰刀让我熟悉。不过，这和中国丝毫无关，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派）执政的宣传符号。

再往深处走，真正的中国符号出现了。这是位于核心区的一条街道，叫做“丝绸街”，今天虽然已不卖丝绸，但可以看到在街道的入口处有一座雕像，那是两个中国人正手持一块丝绸相对而坐，栩栩如生。他们在这里坐了五百多年吗？毫无疑问，这里就是古代古里国与中国经贸交流的重要口岸了。

再看，各种细节也透露出中华文明对科泽科德的影响，锅、碗、瓢、盆，无一不是中国形状。当看到穿着莎丽的印度大妈在空地上擦洗着一块圆底黑锅时，时间空间一时错乱起来，血液也有了沸腾的悸动，突然好想坐上时光机回到五六百年前，郑和初至，雄姿英发，举国翘盼，迎来送往——那一定是中华航海史上为数不多的大格局、大气象。

以当时大明的国力和郑和的实力，要征服四夷可谓不在话下，然而中华从来不是罗马，中国的皇帝也从来没兴趣成为亚历山大，以张骞、玄奘、郑和等为代表的古中国外交家，无一不怀揣着和平的执念跋涉天涯。因此当我们后人细细品读历史，可以看到纵然一支小小的毛笔管子足以镌刻山河、雕镂人心，但中华文明的体量中，却从来就造不出侵略的基因。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迦马，花了十个多月，也终于远渡重洋来到印度，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从海路抵达印度的欧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