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倒不是。”
“那是什么……狠？”
“哎对。”
我明白她的意思，老教授满头白发，在他家里采访时，给我们每人倒杯水，待人接物的柔和像我们自己家里的长辈。采访时，他神色里的迷茫或者难堪，让看的人心里手下都会软一下，想“那个问题还是别问了吧”，但我还是问下去了。
我问老郝：“那你觉得我对他这个人有恶意么？”
“那倒没有。”
“哎，说真的，”我从床上爬起来正色问她，“我对人刻薄么？”
她“哼”一声：“对女的还行。”
“也不一定，我是个正直的人，你但凡有点错儿，我都左思右想，鼓足勇气跪谏。”
“滚。”
我又想了一会儿，对她说：“我没想太好，但我感觉记者应该是对事苛刻，对人宽容，你说呢？”
她又“哼”了一声，算作赞同。
省林业厅发布照片后，已向国家林业局申报镇坪华南虎保护区，我们去的时候，县城里已经挂上“野生华南虎保护区办公室”的牌子。我们电话采访了林业厅负责人孙厅长。
“您觉得这个鉴定有公信力吗？”我问。
“比如说王廷正教授，他是我的老师，他搞了一辈子兽类，华南虎能不是兽类吗？”
我张嘴想问，没插进去。
他继续说：“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了解陕西的山水。”
“他们也许熟悉陕西的山水，可是他们不熟悉华南虎啊。他们怎么做这个鉴定呢？”
他反问我：“那你认为我应该相信谁呢？”
“在苏州跟福建都有华南虎的繁殖基地，有很多人熟悉虎的习性。中科院也有十几位研究大型猫科动物的专家，他们可能权威一些，你们有没有想过邀请他们？”
“我认为陕西的专家可以代表陕西的水平。”他说完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接到通知，华南虎事件不要再炒作。我打了个电话给梁主任：“我认为我们不是在炒作，是想认识淸楚问题。”
梁主任沉吟一下，说你等等。
他打电话绐主管的部门：“‘新闻调査’有它一贯求实、负责的标准，让她试一试吧。”又回电话对我说：“你们写个文案。”
晚上我想这文案怎么写，这期节目出发前，有人说：“这样的题材太小了，一张照片的事儿，不值得用四十五分钟的‘新闻调查’去做。”这话让我想起胡适。他本是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学者，却花了大量时间去考证《红楼梦》、《水讲传》这种通俗小说。舆论责备他不务正业，他后来解释：“我是要借这种人人知道的小说材料提倡一种方法……什么东西，都要拿证据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种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条主义、肓目主义，可以不受人欺骗，不受人牵着鼻子走。”
我原来觉得这句话并不高妙。
这次调查，才理解他为什么说“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我写了一个文案给梁主任，开头说：“照片的真假之争，不仅事关技术，更是对事件各方科学精神的检验。”
他看完说：“可以，蛮好。”
我头一回恨不得拥抱领导。
吴县长是最后一天才接受采访的。
他之前不答应，那天忽然接受了，情绪很好：“小柴你应该看看昨天某某电视台采访我，向他们学习一下，做得很好。”
下属们在饭桌上站一圆圈，共同向县长敬酒：“昨天节目里您说得真好。”
吃完饭，在镜头对面含笑坐下后，他把昨天节目里的话又说了一遍：“最终这个照片的真伪需要国家权威部门进行鉴定，但是作为我们，我们肯定是确信无疑，镇坪发现了野生华南虎，不仅仅是镇坪的荣耀，同时也是中国的荣耀。”
我问：“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所说的，盛世出国虎，虎啸振国威。”这句话他在昨天节目里也说过，带着得意之色，又说一遍。
“您不觉得……”
他还没说完：“因为华虎南是中国虎，是国虎。”
我问：“您不觉得它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他眨了下眼睛，说：“当然它首先肯定是科学的问题。”
我问：“那您不觉得现在外界对于周正龙照片的真伪，包括镇坪是否存在华南虎这样的结论都存在争议和质疑的情况下，首先应该弄明白真相问题，然后再去寻找它的意义吗？”
这个问题，其实也问向我自己。
我二十出头做新闻评论节目“时空连线”，时任新闻中心主任的孙玉胜审我的片子，说“你应该去现场做记者”，又说“现在不是评论的时期，是报道的时期”，意思是没有夯实的报道为基础，评论只是沙中筑塔。
做新闻调査后，遇到热点事件时，我常与同事讨论，“我们的落点在哪里？能有新意么？价值观能高于别人么？”但慢慢觉得，你有一千个漂亮的第二落点，有一个问题还是绕不过去：“真，还是假？”。美国的新闻人克朗凯特在世时，他的老板希望他在晚间新闻的最后五分钟加上评论，他拒绝了：“我做的不是社论，我做的是头版，最重要的是为电视观众提供真实客观的报道。”他的同事抱怨他过于谨小慎微了，但他说：“如果我一会儿想不带偏见地报道，一会再就同一题目发表一篇鲜明的社论，观众会把整个广播业看作持偏见的行业。”他每天节目的结尾语都是“事实就是如此”，这也是他去世前最后一篇博客的名字。
对虎照的调查中，几乎每个人物的采访，我都用了三个小时以上，交叉询问时间、地点、人物、证据、相机、速度、距离……知道节目中用不了这么多，有些东西也不便放在片子里。但疑问一旦开始，逻辑自会把你推向应往之地。采访时局长脸露难色说：“要不我们不愿意接受你采访呢，你问得太细可是，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
胡适说过做事情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原以为下笨功夫是一种精神，但体会了才知，笨功夫是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
我担心过观众对技术性的东西会感到厌倦，但是后来我发现，人们从不厌倦于了解知识——只要这些知识是指向他们心中悬而未决的巨大疑问。现在出发前，我只敢问：“我们能拿到的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经过验证吗？从这个事实里我能归纳出什么？有没有跟这个归纳相反的证据？他们能不能被足够呈现？”
回到北京，老郝编节目，修改了十几次。一个月过去了，天已经冷了，暖气还没来，我俩半夜里穿着棉袄戴着帽子坐在电脑边上，一来一回传稿子。
这么长时间播不了，通常编导就算了，把带子贴上橙色标签，封存在柜子里，去做下一个节目，养活自己。老郝没放弃，在看上去没指望的困境里熬着，一级一级去找领导审片。有天夜里，她在MSN上敲了一行字：“柴静，我觉得我要出问题了。”
我吓一跳。
她说在不断地哭，一边写一边哭：“不是痛苦，就是控制不了。”
她之前那么多节目没播出，我没见她叫过苦，也没见她软弱过，这次这种情绪有点像崩溃的前兆，我也没什么可安慰她的，只能跟她继续讨论，一遍遍修改，不断地改下去。
事情有一阵子像是停下来了，像是要被人忘记了，过去了。老郝继续去联系摄影家协会，联系发现年画的人，联系全国人大，联系律师协会……年底节目最终能够播的时候，我们采访了郝劲松，他对周正龙提起诉讼。
我问他：“你是以公益诉讼知名，这次为什么要介人虎照事件？”
郝劲松说：“我觉得这次仍然涉及公众的利益。”
“指什么？”
“现在华南虎事件巳经不是简单的一个照片的真假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诚信、社会道德底线的问题，我们说一个不关注真相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追求真相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堕落的社会。”
“为什么我们一定需要一个真相呢？”
“真相是一个民族发展最基础的东西，即便将来你査到有华南虎，这个照片真假你仍然不能绕过，因为这是民意的要求。”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八日节目播时，新闻时效巳经过去了。但播出的反应之强烈，让我觉得，人们不会忘记没有答案的事情。在真相面前，这世界上不存在特殊的国民性，人性本身想要了解万事原由。
二〇〇八年二月四日，陕西省林业厅发出《向社会公众的致歉信》：“在缺乏实体证据的情况下，就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反映出我厅存在着工作作风漂浮、工作纪律涣散等问题。”之后周正龙被警方证实是用老虎年画拍摄假虎照，用木质虎爪模具在雪地捺印假虎爪印，十一月十七日因诈骗和私藏枪支弹药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半，缓期执行。本案涉及的十三名政府工作人员受到处分。但原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与新闻发言人关克仍然坚持虎照为真。
国家林业局在镇坪做了两年的野外调查后，于二〇一〇年四月发布结论：调查期间调查区没有华南虎生存，该地自然环境不能满足华南虎最小种群单元长期生存。
一只野生老虎的生存至少需要七十平方公里的森林和丰富的偶蹄类动物。一九五八年镇坪大量山林被砍伐用于炼钢，羚羊和林麝被有枪的民兵“差不多打完了”。一九五九年，华南虎被宣布为害兽，号召捕猎。七十年代全国打虎能手在京召开狩猎会议。一九七七年，中国政府宣布保护华南虎，但九十年代开始，偷猎者以虎皮、虎骨牟利。二十一世纪开始，人类再也没有发现野生华南虎出没。
二〇一二年四月，周正龙出狱，对媒体说，要用余生上山寻虎。
第十四章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
我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上，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信号，连报纸都得到三十公里远的州府去买，搞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打电话请示领导。张洁说：“别回来了，前两天调查拍的东西都废了，现在做不了专题，都是新闻。”
我发短信给老郝：“怎么着？”
她说：“已经不让记者去前方了，要去的人太多，台里怕前方的资源支持不了，有人身危险。”
我问罗永浩，他正带着人在前方賑灾。
“已经有疫情了。”老罗说。
我回：“知道了。”
“日，就知道你会更来劲。”这个糙汉。
我改了行程回国，直接转机去成都。上飞机前，我买了份《纽约时报》，从报纸上撕下两张照片，贴身放着张是一对四川夫妇，站在雨里，妻子哭倒在丈夫的怀里，戴着眼镜的男人脸色苍白，抱着妻子，闭着眼睛，脸向着天，脚边是蓝色塑料布，覆盖着孩子遗体。一张是年轻士兵怀抱着一个孩子，带着一群人从江边崩塌的滑坡上向外走，江水惨绿，人们伏在乱石上匍匐向前。
到了绵阳，最初我被分去做直播记者。
我拿着在医院帐篷找到的几样东西个满是土和裂缝的头盔，一只又湿又沉的靴子和一块手表，讲了三个故事：男人骑了两千里路的摩托车回来看妻子；士兵为了救人，耽误疗伤，肠子流了出来；还有一个女人在废墟守了七天，终于等到丈夫获救。
我拿着这些物品一直讲了七分钟。
史努比也在灾区直播点。我说的时候他就站在直播车边上看着。
看完没说话，走了。
我知道，他不喜欢。
我说怎么了，他说得非常委婉，生怕伤着我：“你太流畅了。”
“你是说我太刻意了？”
“你准备得太精心。”
“嗯，我倒也不是打好底稿，非要这样说的。”
“不是这个意思，我当时看到你的编导蹲在地上给你举着话筒，心里就咯噔一下。他还给你递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不舒服，这么大的事儿发生了，不该有这些形式和设计。其实那些东西放在地上，也没有关系，或者，你停一下，说，我去拿一下，更真实。”
还有些话，他没说。
后来我看到网上的一些议论。
那个等了七天的女人，终于等到丈夫获救，出于保护，他眼睛被罩着，看不见她。她想让男人知道自己在身边，又不愿意当着那么多人大喊，于是伸出手，在他手上握了一下。她说：“我这二十多年来每晚都拉着他的手睡。”
他蒙着眼睛，笑了。
她也笑了。
我讲到这里，也忍不住微笑。
有人很反感。一开始，我以为是这笑容不对，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表情太轻飘。后来我看了一遍视频。是我在说这一段时，只顾着流利，嘴里说着，心里还惦记着下一个道具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直播的时间掐得准不准。我只是在讲完一个故事，而不是体会什么是废墟下的七天，什么是二十年的一握，我讲得如此轻松顺滑，这种情况下，不管是笑与泪，都带着装饰。
这一点，观众看得清清楚楚。
史努比委婉地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一句话：“你是真的么？”
第二天，在绵阳，我们赶上了六级余震。
跳下车，往九洲体育馆跑，那是灾民临时安置点。馆里空空荡荡，八九千人已经安全撤离，只有一个人坐在里头。
我走过去，他背靠墙坐着，也不看我。
我蹲下去问他：“现在这儿不安全，你怎么不出去呢？”
他抬起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黧黑的脸，两只胳膊搭在膝盖上：“我老婆孩子都不在了，我还跑什么呢？”
我蹲在那儿说不出话。
他安慰我：“你出去吧，这儿不安全。”
晚上的直播，我讲了这个细节。又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调子太灰色。
这两次直播给我一个刺激，这两个细节不说不真实，可是笑和泪，这么简单地说出来，确也不扎实。我想起零三年的新疆，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但并不完整。
到了北川，在消防队附近安顿下来，晚上迎头遇上一个当地电视台的同行。
他摇摇晃晃，酒气很大。我扫了一眼，想避开，路灯下他脸上全是亮晶晶的汗，好像发着高烧，眼睛赤红，手抖得厉害。
“干嘛喝这么多？”我带了点责怪的口气。
“受不了了。”他张开着嘴巴，就好像肺里的空气不够用一样，在用嘴痛苦地呼吸。他瘫坐在地上：“那个血的味儿……。”
我听不清。
“就在两个大石板底下……”
我蹲下，听见他说：“她说叔叔，你救我。”
他呓语一样：“我说我会救你的，可是我搬不动啊，我喊了，我疯了一样地使劲，我搬不动啊柴静，我只给了她两个大白兔奶糖。”他转过头来，脸憋得青紫，啃咬着自己的拳头，要把什么东西堵住，再这样他会憋死的。
我把手放在他胳膊上，像拍婴儿一样拍着。
他的喉咙里像是突然拔掉塞子一样，哭声仰面向天喷出来：“只有两个……糖……啊……”
我没带纸，兜里只有一个皱巴巴的口罩，我拿出来，把铁线抽了，给他。
他攥着，拧着，也不擦脸，头上全是青筋。
我们俩盘腿坐在空空的水泥地上，头顶是三楼灯泡昏暗的光。他大声号哭，我默然坐着，身边常常有人走过，没人奇怪，也没人注意。他们已经看得太多。
那天晚上，罗陈、陈威、老金和我，几个“新闻调查”的同事商量了一下，一起退出了直播。我们要做一期有足够时间的节目，不管能不能播。
第二天在九洲体育馆，几千人从灾民临时安置点回家，我们看着乌泱泱的人，商量“拍谁呢。”想法也一样：“谁都行。”
一对夫妻，男人穿旧的深绿呢子军服，四十岁左右，绵羊一样的眼睛，有点张皇。女人挽一桶食用油，拿网兜拎着脸盆。就他们吧，我迎上去。
跟叶哥叶嫂坐车回家。他们家就在北川县城边的杨柳坪村，上山的路都垮了，房子大小的石头和土方砸在路上，只有摩托车能过，每辆车载两个人。我坐在叶嫂身后，搂着她腰，到了半山一拐弯，路的一半生生劈掉了，一辆摩托车孤零零地悬在边上。往上开，到了海拔一千三四百米处，稠白的雾气像河一样，重得要用灯破开。
叶哥的家在一树梨花底下，深山冷，花还开着。房子从后面看是完整的青砖墙，一绕过来，前头全塌没了，地基、堡坎都震坏了，这是叶哥叶嫂在震后第一次见到自己房子，站着，呆看着，手里挽的东西不知觉地落在地上。
镜头也那样呆着，谁都不说话，三四分钟。山里非常安静，只有些微的鸟叫，雨落在椿树的叶子上，细密地簌簌作响。
叶哥走进废墟，翻找出一样东西，用手抹上面的土灰，抹了又抹，站在那儿不动。我走过去看，是儿子在遇难前一天跟他下的象棋。房梁上挂着一串纸鹤，绿色方格作业本的纸，叠得很笨拙，像大元宝，是两个月前，三八节那天，儿子送给叶嫂的。